元旦过后，生活逐渐恢复了它应有的节奏。
林晓的康复治疗进入了最后阶段，每周只需要去两次医院做常规检查，其余时间可以在家休养，甚至可以开始处理一些远程的工作。林晚找了一份新工作——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文案策划，朝九晚五，工作内容不算复杂，同事们也都挺好相处。用她的话说，“终于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了”。
江离那边的收尾工作也接近尾声。“桥梁”的案子已经正式移交司法机关，他作为关键证人，还需要配合几次出庭，但最忙碌的阶段已经过去。他依然会隔三差五地出现在她们家楼下，提着各种食材或者水果，理由五花八门——“路过顺便看看”、“买了太多吃不完”、“林晓说想吃这个”……
林晓每次都笑得意味深长，但很识趣地给他们留出空间。
一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天气难得放晴。林晚接到一个电话，是母亲生前的一位老同事打来的。老人在电话里说，最近整理旧物，发现了一些林婉云当年留下的东西，想请她们姐妹过去看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拿走。
林晚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
林晓知道后，也沉默了。那是她们的妈妈，但那个妈妈，在她们的记忆里，已经模糊得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尤其是林晓，母亲去世时她才五岁，留下的印象只剩几个零碎的片段：温暖的怀抱，温柔的声音，还有那首哼唱的摇篮曲。
“去看看吧。”林晓最终说，“毕竟是妈妈留下的。”
那位老同事姓周，当年和林婉云在一个研究所共事，后来各自调离，渐渐失了联系。老人的家在城市另一端的老城区，一栋爬满爬山虎的老楼，楼道里弥漫着陈年木头的味道。
周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看到她们姐妹，老人的眼眶微微泛红。
“像……真像。”她拉着林晚的手，又看看林晓，“尤其是你，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林晚不知道怎么接话，只是微微笑了笑。
周奶奶带她们进到书房，从柜子里搬出一个不大的纸箱，上面落满了灰尘。
“这是当年你妈妈调走前，放在我这里的。她说有些东西不方便带回家，托我保管一阵子。后来……后来她走了，我也一直没舍得处理。”老人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从来没有打开过。现在年纪大了，怕哪天走了，这些东西就真的没人知道了。你们是她的女儿，该由你们来处理。”
林晚接过纸箱，沉甸甸的。
回家的路上，姐妹俩都没有说话。纸箱放在后座，像一个沉默的存在，承载着她们从未触及过的母亲的另一面。
到家后，林晚把纸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和林晓对视了一眼。
“开吗？”她问。
林晓点点头。
箱子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叠泛黄的信件，用红绳仔细地捆着。信封上的字迹娟秀，收件人一栏写着同一个名字——“婉云亲启”。林晚小心地解开红绳，抽出最上面的一封。
信纸已经发脆，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开头是：“婉云姐……”
林晚的心猛地一颤。那是沈素云的笔迹。
她一封一封地看下去。这些信，是沈素云写给林婉云的，时间跨度从她们刚认识开始，一直持续到林婉云病重前不久。信里记录了她们的友谊，记录了对研究的热情，记录了对未来的憧憬，也记录了后来……那些越来越深的迷茫和挣扎。
“……婉云姐，今天又去看了那个孩子。她那么小，那么乖，却要承受那些……我不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可师兄说这是为了科学……”
“……我想退出。可是师兄说，如果现在退出，前面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那些孩子们……还有晓晓……”
“……婉云姐，我好害怕。我觉得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出不去的迷宫。师兄的眼神越来越陌生，他看那些孩子的方式……不像在看人……”
“……对不起，婉云姐。我知道你一直在劝我，可我太蠢了，太蠢了……”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林婉云去世前三个月。沈素云的字迹已经变得潦草而凌乱，仿佛是在极度不安的状态下写的：
“……婉云姐，我做了决定。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我也没法原谅自己。但我会保护晓晓，用我自己的方式。那个吊坠……你还记得吗？你说那是你妈妈留给你的。我仿造了一个。如果他们要用它做什么，我就……用我的去换。婉云姐，你一定要好好的，替我看好那些孩子……”
信到这里戛然而止。后面是几行几乎被泪水晕染开的、模糊的字迹，已经无法辨认。
林晚的眼泪，无声地滑落。
林晓坐在她旁边，也早已泪流满面。
箱子里还有别的东西——一本林婉云自己写的日记，记录了她在课题组的日子，记录了发现丈夫异常的震惊和恐惧，记录了试图阻止却无能为力的痛苦，也记录了……她偷偷留下的那个“最后的钥匙”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