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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章 故人之子(1 / 2)

四月十五,酉时三刻。

总督衙门书房里,烛火通明。薛福成垂手站在书案前,背挺得笔直,但手指在袖中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他没想到,那叠万言书递上去才两个时辰,曾国藩就派人把他从客栈里“请”了过来。

“坐。”曾国藩指着对面的椅子。

薛福成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只敢坐半个屁股。

“你的《上曾侯相书》,我看了。”曾国藩开门见山,“写得很好。虽然有些地方……稚嫩了些,但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学生……学生狂妄。”薛福成低下头。

“不狂妄,怎么叫年轻人。”曾国藩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疲惫,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曾国藩重复着这个数字,眼神有些飘忽,“我二十二岁时,刚中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每天抄抄写写,读读圣贤书,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和你现在,倒有几分像。”

薛福成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这位名震天下的湘军统帅、两江总督,会跟他说这些。

“你是江苏无锡人?”曾国藩又问。

“是。”

“无锡薛家……”曾国藩沉吟片刻,“薛湘,是你什么人?”

薛福成浑身一震:“那……那是先父。”

书房里安静下来。

烛火噼啪,墙上两人的影子晃动。窗外的月亮又升高了些,圆得像是要滴下银汁。

曾国藩盯着薛福成,看了很久。目光从额头到眉毛,从眼睛到鼻梁,从嘴唇到下巴——像是在找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像,”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真像。”

“侯相……认识先父?”

“何止认识。”曾国藩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从一个暗格里取出一个小木匣。打开,里面不是金银珠宝,是一叠信。

泛黄的信纸,墨迹已经淡了,但字迹还能辨认。

“道光二十一年,”他抽出一封,递给薛福成,“你父亲写给我的。那时他在无锡办团练,我在北京做翰林。他在信里说,洋人船坚炮利,非我朝弓马可敌。要自强,必须‘师夷长技’——这话,跟你写的,一模一样。”

薛福成接过信,手在抖。

他认得父亲的笔迹。那些字,工整中带着刚劲,和他记忆里的一模一样。信纸边缘有磨损,显然被反复看过很多次。

“还有这封,”曾国藩又拿出一封,“道光二十三年。他说想送儿子去上海,跟洋人学格致之学。但家里老人反对,说那是‘奇技淫巧’,有辱门风。”

薛福成眼眶红了。

这事他记得。那年他五岁,父亲抱着他,指着东边说:“福成啊,那边是大海,海那边有番邦。他们有些东西,比咱们强。爹想送你去学,可你爷爷不让……”

后来父亲就没再提了。

再后来,父亲死了——不是病死的,是在无锡保卫战里,被太平军打死的。尸体都没找全,只捡回一条胳膊,埋在了祖坟里。

“你父亲是我在翰林院时的同窗。”曾国藩坐回椅子上,声音很平静,但眼底有暗流涌动,“我们同一年中的进士,他二甲第七,我三甲第四十二。他笑我是‘同进士如夫人’,我笑他是‘书呆子不知世事’。”

“后来呢?”

“后来……他回了江苏,我留在北京。他办团练,我编史书。他写信给我,说洋人可怕,要早做准备。我回信给他,说圣贤之道才是根本,洋人不足惧。”

曾国藩苦笑:

“现在想想,他是对的。我错了。”

薛福成说不出话。

他看着眼前这位侯相,这位传说中“平定长毛、拯救半壁江山”的英雄,此刻脸上没有半点得意,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悔恨。

“咸丰二年,太平军打到无锡。”曾国藩继续道,“你父亲带着三千团练守城,守了七天七夜。最后城破,他……战死了。”

“我知道。”薛福成声音哽咽,“母亲说,父亲死前让人带话出来:告诉涤生,他说的对,洋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人。”

涤生。

曾国藩的字。

薛福成从没听母亲提过,父亲和曾国藩有这样深的交情。

“你母亲现在……”

“前年病逝了。”薛福成擦擦眼睛,“临终前,她把父亲留下的信都烧了,只留了一句话给我:去找曾涤生,告诉他,薛湘的儿子……来了。”

来了。

两个字,轻飘飘的,却像千斤重担,压在曾国藩心上。

他看着薛福成,看着这张和故友七分相似的脸,看着那双眼睛里和故友一样执拗的光,忽然觉得……宿命,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三十年前,他和薛湘在翰林院争论“洋务”。

三十年后,薛湘的儿子,带着同样的理想,跪在了他面前。

“你父亲……”曾国藩顿了顿,“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的事?”

“说过一些。”薛福成想了想,“说您读书刻苦,为人正直,就是……有点迂。”

“迂?”

“父亲说,您太信圣贤书,太信朝廷,太信……那些不该信的东西。”薛福成说得直白,“他说,这世道,光靠圣贤书救不了。得靠枪炮,靠机器,靠……变法。”

“他说得对。”曾国藩点头,“所以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想……”薛福成深吸一口气,“我想做父亲没做成的事。想变法,想开民智,想让中国不再被洋人欺负,想……让天下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他说得很慢,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像是在发誓。

烛火下,年轻人的脸被镀上一层金边,眼睛里燃烧着两团火——那是理想,是热血,是二十岁才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

曾国藩看着那两团火,忽然觉得刺眼。

不是厌恶,是……惭愧。

他想起自己二十岁时,也有这样的火。后来呢?后来火被官场的污水浇灭了,被权力的游戏磨平了,被现实的残酷……掐死了。

现在这火,在故友的儿子身上,重新燃烧起来。

“福成,”他第一次叫薛福成的名字,“你知道……这条路,有多难吗?”

“知道。”

“知道还要走?”

“要走。”薛福成斩钉截铁,“父亲走了,我接着走。我走不通,还有儿子。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三代,十代——总有人,能走通。”

总有人,能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