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东北抗日部队自一九三八年受了严重损失以来，多数队伍均在人烟绝无的山岳地带游击，形成了度命的状态及吃睡主义的状况。队伍在脱离群众的条件下，只有减少数量，增多损失的机会，决不会发展的。我们为了蓄积实力，保存与扩大新的力量，非执行平原游击的计划不可。
畏敌怯战、坐吃山空的“蹲山主义”，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而于天放一贯的主张就是打出去，在战斗中求得生存、发展。即便是被俘入狱，也要寻机打出去、冲出去。
他是和孙国栋等人同时被俘的。部队化整为零，在乡间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他和于兰阁在绥棱宋万金屯，杜希刚在北大沟，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还有个新发展的刘祥在依安。出个叛徒夏振华，敌人一齐下手。
在庆安县关了20多天，又五花大绑押来伪省城北安，关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伪警察厅特务分室。外面的老百姓都吃“满洲馒头”，“犯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对他却优待得很，油饼、馒头，菜里肉还挺多。他曾想绝食。学生时代看课外书，讲革命者在监狱中绝食。再一想，吃它个“满洲国”，吃饱喝得了好跟鬼子斗。
不光好吃好喝，各种头面人物还常来看望，问寒问暖，有时还把看守训一顿。这样持续一个来月，敌人开始用刑了。于天放的体会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你七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
这特务分室是座秘密监狱，不知关押过多少爱国志士。于天放后来得知，12支队长朴吉松，1943年在庆安县福合隆屯战斗中负伤被俘，被杀害前就关在关押他的第二监室。
他开始谋划越狱。
他是夜里被押来北安的，蒙着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围活动，还派人进来侦察，画过城区地图，可这秘密监狱的位置却是个谜。两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挂着厚厚的冰霜，外面的世界传递给他的，除了风声就是火车的响动。南面火车汽笛不时鸣叫，西边有火车来往经过。如此，南面是火车站，斜对过就应该是实业银行，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没人家了。后来证明，他的判断一点儿没错。
越狱得有武器。监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铺小炕外，连他的裤带都给没收了。不过，两个监室的间壁墙上，嵌着个挺大的俄式“别拉气”火炉子，在外面走廊上添煤，有个掏炉灰的小铁门，正好在他的监室这边。小铁门长半尺、宽3寸，有个铁轴，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后脑勺来一下子，能拍个半死。他进来第一天就盯上这东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两个人，全是鬼子。他把每个鬼子的特点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钥匙哪把开哪个门，也都看在眼里，刻进脑子里。2号监室正对着看守的办公室，那串钥匙有时看守带在身上，有时就扔在办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没棉鞋棉帽，就算越狱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冻死。最好是青纱帐起，起码也等到春暖开化，可鬼子能让他等到那时候吗就随时寻机准备动作，宁肯出去冻死，也不在这里等死。只是别说连伙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监狱，就是一般的监狱，又谈何容易呀
机会来了。
6月上旬，伪警务厅思想股长永井来了，拿张小兴安岭地区地图，说于先生足迹遍及小兴安岭，如果苏联打进来，可能从哪几个方向进攻，请于先生在地图上详细标明出来。几天后永井又来了，地图还是原样子。于天放说，你们灌凉水把我的脑子灌坏了，记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于天放刚进来时，偌大个特务分室就他一个“犯人”。3月后各监室陆续关进几个，7月初又关进个赵忠良，二十四岁的精壮小伙，原是2路军的，从牡丹江来侦察北齐线军运情况，在克山被俘。于天放把自己的计划跟他讲了，就多了个帮手。
那地图涂涂抹抹的总也画不好，永井火了，临走扔下句话，明天来拿。
这天是7月11日，值夜班的正巧只有一个警尉石丸兼政，这小子最喜欢虐待犯人，于天放一看到那个扒炉灰的小铁门，就会想到他的后脑勺。于天放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把地图画完，监室灯光太暗，要到看守的办公室去加班。石丸犹豫一下，同意了。下半夜了，赵忠良在监室里敲门，说他要“放风”，就是大小便。石丸不耐烦地去开了门，然后看着赵忠良小便。于天放把小铁门从裤腰里掏出来，悄悄走过去，照着石丸的脑袋砸去。走廊里有三道铁栅栏门，头两道伸进钥匙就开了，第三道换了几把也打不开，是从走廊窗户跳出去的。院子一圈3米多高的木障子，蹬着横木就翻过去了。
红领巾时代，笔者就看过于天放写的牢门脱险记。
1967年5月3日凌晨，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在省博物馆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后，割腕自杀。
李桂林老人说，我是1968年2月9号晚上抓进去的，1970年2月15号放出来，关在省公安厅拘留所，正儿八经的监号。每个监号8平方米，我那个监号最多时关10个人。我头一天晚上进去，见个人面熟，仔细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厅长魏子民。可连省委第二书记李范五、副省长陈雷都抓起来了，公安厅长算什么呀开头不放风，不让说话，不许躺着，只能坐着，还不能靠墙，说不定什么时候造反派就把谁带走了。回来后鼻青脸肿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头的，有的就没了，不知弄哪去了。陈雷、李敏、张瑞麟等人都在那儿，陈雷关个8年抗战，李敏关4年，张瑞麟跟陈雷差不多，我两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号，我是81号，陈雷20号，李敏21号，张瑞麟是多少号来着瞧这脑袋，刚才还在嘴边呢。
张瑞麟当年是有号的。前面说过，南满1军士兵是编号的，从参军那天就有号没名了。东满、吉东、北满没有编号，这回也有了。
赵明山老人说，编号好哇，当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这么躲过去了。俺没躲过去。堡子里有人知道俺跟队伍走了几年，问俺是不是当胡子去了，俺说俺是当红军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说你糊弄谁，南方才有红军，东北哪来的红军俺说那时抗联就叫红军，俺参加的是杨靖宇领导的正儿八经的共产党的红军、抗联。造反派说你在哪儿当的抗联，俺说在老秃顶子，在长白山。他们说那是山林警察，是汉奸，打就把俺吊起来打，俺这左胳膊到现在也不能往上弯，洗脸用一只手。俺一个老农民，倒没什么可开除、能“橹杆子”撤职的，可这手残废了，还怎么干活，一家人还怎么吃饭哪
单立志老人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我说我这党员要是假的，我这辈子就没什么真的了。他们说你填表了吗我说现在入党要写申请书、填志愿书，我们那时没这事。又问你参加“在家礼”，还拜把子了吧我说这个是真的，告诉他们怎么回事儿。要想把抗联弄明白，再说清“为什么”，真不大容易，好在是亲历者、过来人。结果一解释就成了“态度问题”，抗拒从严，罪加一等了。
老人说，那时大小是个干部，就是“走资派”了。抗联呢一个“胡子”，一个“苏修特务”，几乎人人有份。许多人还是“日本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双料、三料、四料特务。抗联是给苏联搞过情报，是苏联特务，可我们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报，那时苏联是帮助中国抗战的呀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呀那时离“苏修”还有二十来年，挨得上吗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
张瑞麟当年齿骨被子弹打碎，一只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条腿又残废了。
老人吃力地张口道，我这辈子别的都没啥，就嘴上这伤太缺德了，说话不得劲，满口牙就剩右上边一个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树皮汤、野菜汤也挺好，干的用舌头团巴团巴就进去了。吃大饼子，用手掰开捏碎放嘴里，喝口水咽下去。那时粮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家伙儿嚼得那个香呀，我得用石头、枪把子把它捣烂糊了。解放后好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