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琇此刻站了出来，他没有纠缠于水利技术，而是直击要害：
“启奏皇上！靳辅之罪，非在筑堤与否，而在其心！他在上河派民之事甚多，派车派驴，在在骚动！况屯田之事，更是明系夺民产业！江南田亩，原有二亩算一亩者，因地势洼下，坍长不常。
若按靳辅之法，将涸出之田尽算屯田，计亩重课，实为累民之举，与虎狼何异！”
康熙的目光转向靳辅，威严地问道：“郭琇所言，你如何解释？”
“皇上！”靳辅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悲愤，
“屯田害民，靳辅纵百口亦不能辨！此乃臣用人不当，属吏奉行不善之过，臣甘愿受罚！但筑重堤，乃是臣十五年治河心血所聚，是唯一能保漕运安澜，护淮扬周全之策！臣至今仍以为是！”
康熙缓缓点头，似乎不置可否。
转向九卿大臣：“此事，尔等将孰是孰非，及河务作何区画之处，会同详加议奏。”
九卿大臣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他们看得出，皇帝心中早有定见，此刻谁先开口，都可能引火烧身。
待九卿们退出后，康熙看着身边的大学士伊桑阿等人，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
“河道实属难知，朕留心已久，深悉情形。九卿各怀私意，畏惧靳辅（过去的权势），不肯定议。朕意且勿发明。若朕先示以朕意，则九卿等必将承望风旨而言矣。此等国家大事，必须至公持议，方有当于理耳。”
这番话，尽显帝王心术。
康熙知道朝臣们党同伐异，明哲保身的心态。
他要的不是一群应声虫，而是通过这场辩论，看清每个人的立场，权衡利弊，最终做出最有利于他统治的决定。
次日，三月二十九，再开廷议。
工部尚书李天馥代表九卿出班奏报：
“臣等遵旨，再问靳辅、于成龙，二人皆坚执前说，与昨日所奏无异。臣等公同酌议，以为下河当开，重堤宜停止修筑。”
这个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皇帝前一日的态度已经那么明显，九卿们自然会“顺水推舟”。
康熙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结论颇为满意。
他再次将矛头指向了靳辅最无法辩驳的罪状：
“靳辅，你举行屯田之事，因取民余田，小民实皆嗟怨。此节，在你亦无可置辩吧？”
靳辅的腰深深地弯了下去，声音嘶哑：
“皇上圣明。向者河道大坏，处处冲决，民田尽被水淹。臣任总河，堵口筑堤，赖皇上天福，数年水淹之田尽皆涸出。
臣之本意，是将民间原纳租税之额田给与本主，而以余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钱粮。然……然因属吏奉行不善，致使民怨沸腾，此是实情。此处臣无可辩，惟候处分。”
他的辩解，苍白而无力。
在“民怨”这顶大帽子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虚伪。
康熙又问：“靳辅，海口淤塞起于何年？”
靳辅答道：“据土人云，从明代隆庆年间淤塞至今。”
康熙追问：“为何会淤塞？”
靳辅道：“每海潮来一次，即增一叶厚之沙，日积月累，故渐致壅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