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里篝火点点，烤肉的香气飘荡，士兵们围着火堆喝酒唱歌，庆祝掠夺的丰收。
被俘虏的女子在角落里哭泣，牛羊在圈中哀鸣。
这一切，与草原的宁静夜色格格不入。
噶尔丹坐在大帐中，听着外面的喧嚣，慢慢喝着马奶酒。
书记官在一旁整理劫掠的清单，忽然道：“大汗，有件事很奇怪。”
“说。”
“咱们在乌珠穆沁劫掠，阿尔尼的残兵就在百里之外，却按兵不动。宣府、大同的守军也没有出关的迹象。康熙……好像真的不打算立刻动手。”
噶尔丹冷笑：“他在调兵。从辽东，从山西，从直隶。他想调集足够多的兵力，确保一击必杀。所以现在忍着，装聋作哑。”
“那咱们……”
“咱们就让他调。”噶尔丹眼中闪着狡黠的光，“等他以为胜券在握，等他把大军都调到漠南，咱们就突然西撤，回准噶尔。让他扑个空，让他的大军在草原上空耗粮草。等他们人困马乏退兵了，咱们再杀回来。”
书记官恍然大悟：“大汗英明！这是……将计就计！”
“但也不能让他太轻松。”噶尔丹放下酒碗，“传信给北京城里的眼线，让他们散布消息，就说我噶尔丹八月就要打到长城脚下，九月就要兵临北京城。我要看看，康熙的京城，乱不乱。”
书记官会意一笑：“嗻！属下这就去办。”
噶尔丹的计策，很快奏效了。
七月中旬，乌尔会河惨败的消息，终于捂不住了。
阿尔尼虽然用“先却”、“亦退”粉饰，但战场上逃回的溃兵，将真相带回了关内。
溃兵、逃难的蒙古贵族、往来的商队，把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带进了北京城。
恐慌像瘟疫般蔓延，而最先被点燃的，是前门外大栅栏的“四海春”酒馆。
这是七月十八的晌午，本该是酒馆最热闹的时候。
可如今店里冷冷清清，只有临窗一桌坐着三个客人。
跑堂的伙计无精打采地倚在柜台边，掌柜的老赵则一遍遍拨弄着算盘，算盘珠子啪嗒啪嗒响，却总也算不清今天的流水——根本没什么流水。
“听说了吗？”坐在东首的黑脸汉子压低声音，他姓孙，是个贩皮货的商人，常往口外跑，“宣府那边传过来的消息，准噶尔人已经到独石口了！”
他对面是个瘦削的账房先生，姓李，在东四牌楼一家绸缎庄管账。
李先生推了推眼镜，苦笑道：“孙掌柜，你这都第三回说了。昨儿还说在张家口，今儿就到独石口了？独石口离京城可不到四百里！”
“你不信？”孙掌柜瞪起眼，端起酒碗灌了一大口，酒液顺着胡须往下淌，“我内弟在宣府镇当把总，前儿托人捎信来，说亲眼见了准噶尔的游骑！那些蛮子，骑的都是西域高头大马，一人双骑，来去如风。手里的火枪，这么长——”他比划着，“能打二百步开外！咱们的鸟铳，五十步就打不准了！”
一直没说话的是个胖胖的布庄老板，姓王。
他搓着手，满脸愁容：“要真打过来，可怎么是好……崇祯十七年那会儿，李闯王围城，城里饿死人哪！我爹那时候就在京城，说树皮都啃光了……”
“李闯王算个屁！”孙掌柜一拍桌子，酒碗跳起老高，“李闯王是流寇，没火器！噶尔丹可有罗刹人给的燧发枪！乌尔会河那一仗知道不？阿尔尼尚书，带着五万大军，让人家打得只剩裤衩跑回来！五万哪！那是京营的精锐！”
李先生的脸色白了：“孙掌柜，这话可不能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