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随后一次清剿豫章附近隋军残部的战斗中，已自居为“元兴王”、常常亲临前线的操师乞，竟在一次冲锋中，被流矢射中面门，重伤落马！虽经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数日后不治身亡！
操师乞的死，对于急剧扩张的义军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他是这支军队的创始人，是凝聚人心的最初旗帜。他的突然离去，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和潜在的分裂危机。许多早期跟随操师乞起兵的鄱阳旧部，悲痛之余，不免对未来的去向感到迷茫，更有悍将蠢蠢欲动。
关键时刻，林士弘展现出了他超越军事才能的政治手腕与领袖气度。他没有急于宣布接替，而是首先为操师乞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极尽哀荣，亲自守灵，并当众立誓必继承“元兴王”遗志，推翻暴隋，安定百姓，赢得了许多念旧的部众好感。
随后，他召集各路将领、头目及归附的豪强代表，举行大会议事。会上，林士弘并未自矜功高，而是将彭蠡湖大捷之功归于操师乞的“英明决策”与全体将士的“奋勇效死”，自己只是“侥幸执行”。他分析当前形势：虽获大胜，然隋室在江南仍有力量，北有杜伏威、沈法兴，西有萧铣，皆虎视眈眈；内部新附者众，需加整合。强调当此危难之际，唯有团结一心，方能克敌制胜，实现操大王未竟之业。
他沉静威严的气度、清晰透彻的分析、以及不居功的姿态，折服了大多数与会者。那些原本有些别样心思的悍将，见林士弘深得军心，且手握重兵，战绩彪炳，也暂时按下了念头。在几股主要力量（尤其是林士弘直属部将及后来归附的较大豪强）的推戴下，林士弘“顺理成章”地被公推为新的领袖，全权接管操师乞留下的军政大权。
成为最高统帅后，林士弘并未急于称王称帝。他做出了一个稳健而富有远见的决策：将大本营从地处平原、四战之地的豫章，迁往南面更为险要、易守难攻的虔州（今江西赣州）。虔州地处赣江上游，群山环抱，水陆要冲，进可攻，退可守，且受中原战乱波及较小，利于长期经营。
在虔州，林士弘开始系统地构建他的政权。他暂缓大规模对外扩张，转而致力于内政整顿。仿照朝廷官制，设立各级官职，任命文武官员，其中以其得力同党、颇有谋略的王戎为“司空”，总领政务，显见其构建正式政权机构的意图。编练军队，淘汰老弱，强化训练，提高战斗力。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安定地方，收揽民心。
在稳固了虔州根据地，并初步整合了内部之后，林士弘的野心也随之滋长。他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反隋的义军领袖。看着地图上日益扩大的控制区，那个至尊的念头再也无法抑制。
这一日，虔州城内，原隋朝刺史府衙大堂被装饰一新。林士弘头戴旒冕，身着赭黄袍（因条件所限，并非标准帝王服饰，但已显尊崇），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正式登基称帝！他定国号为“楚”，既契合荆楚吴越之地域，亦暗含与北方“隋”分庭抗礼之意。建年号“太平”，寓意终结乱世，开创太平盛世。
登基大典虽不及长安、洛阳隆重，却也旌旗招展，礼仪周全，宣告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的诞生。林士弘从鄱阳湖畔的义军将领，一跃成为雄踞一方的“太平皇帝”。
称帝后，林士弘挟新朝锐气与日益强大的军力，开始了新一轮的迅猛扩张。他任命得力将领，分兵数路，向北攻取九江（今江西九江），向东席卷临川（今江西抚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向西巩固南康（今江西赣州周边），向南威慑宜春（今江西宜春）。兵锋所向，各地隋朝郡守县令或望风归降，或弃城而逃，更多的是被当地早已不堪压迫的豪强百姓趁机而起，杀死隋官，举城以应林士弘。
一时间，林士弘的“大楚”疆域急剧膨胀，北起九江之畔，南抵番禺（广州）以北的广袤岭南之地，西接湘赣边陲，东临闽越之邻，纵横数千里，带甲数十万，成为隋末南方最为强大、地盘最广的割据势力之一，与北方的李唐、李密、窦建德，西边的萧铣等，构成了天下逐鹿的新格局。
然而，疆域的急速扩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统治疆域辽阔而分散，内部派系复杂，新附之地统治未稳，北方中原群雄的威胁始终存在……“太平”皇帝林士弘的宝座之下，远非真正的太平。他的“大楚”政权，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急速膨胀的巨舟，能否驾驭得当，驶向理想的彼岸，仍是未知之数。但毫无疑问，他的名字，已深深镌刻在了隋末这场席卷天下的巨大变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