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詹姆斯区的古老宅邸与虔信者集会。
弗莱明主教的网络同样在高效运转。蒙塔古神父以其优雅的谈吐和深厚的拉丁文功底，频繁出入于那些对工业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传统价值流失”深感不安的旧贵族客厅。
他向侯爵夫人描绘蒸汽机轰鸣声中工匠们“失去安息日”的可怕图景。
他向伯爵老爷暗示，新兴的工厂主群体中可能隐藏着共济会成员甚至自然神论者，他们对土地贵族的古老特权构成了双重挑战。
在气氛更加凝重的虔信者地下祈祷会上，沃尔辛厄姆执事长或其代理人则会用低沉的声音，讲述艾尔福德那“力量诡异”、“对抗神职”的驱魔人康斯坦丁的片段。
将其与历史上某些著名的“伪先知”或“巫师”案例联系起来，营造出一种“黑暗已渗透，而世俗权力有意或无意的纵容”的森然氛围。
内阁会议室的漫长拉锯。
那份《地方治理与宗教事务协调法》草案，成了消耗各方精力的最佳泥潭。
草案中充斥着“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前提下”、“兼顾精神关怀与社会秩序”、“地方协商与上级指导相结合”之类充满弹性、可以随意解读的短语。
代表工业利益的议员要求明确限制教会武装力量在非极端情况下的出动条件。
教会支持的议员则坚持要加入“当信仰与社会道德面临明确威胁时”的例外条款。
关于“联合调查组”的构成和决策机制，更是争论的焦点，每一方都想塞进自己人，并让对方的人徒具虚名。
会议常常从下午开到深夜，记录官的手腕酸痛，议员们的脾气见长，咖啡消耗量惊人，实质进展却缓慢如蜗牛。
这正是皇帝和皮尔首相乐于见到的——让争论留在会议室，而非扩散到街头。
……
皇帝的侍从武官与教皇特使兰斯洛特红衣主教的会面，地点从不固定，有时在皇宫一处僻静的暖阁，有时在使馆内装饰着圣像的密室，他们从不直接提及艾尔福德或劳伦斯的名字。
侍从武官可能会谈起陛下最近阅读的帝国历史，对历史上某些时期“政教和谐”带来的繁荣表示赞赏，随即又“随意”提到过度强大的宗教裁判所曾如何引发地方骚乱，损害皇室威信。
兰斯洛特红衣主教会则泡上一壶好茶，谈起教廷对世界各地传教事业的关怀，偶尔也会“惋惜”地提到某些地区教士因“年轻热忱”而方法失当，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他们交换着看似无关的信息：皇室对北方教区某位开明主教的赏识，教廷对帝国在海外某殖民地传教自由度的关切……
最终，在一系列含蓄的暗示与心照不宣的点头中，双方划下了一条彼此都能接受的模糊界限：
教会需收缩其在艾尔福德的激进触手，皇室则默认教会保有基本尊严和在其他地区的既有影响力，并暗示不会进一步支持铂金翰公爵派系的激进世俗化提案。
……
没有盛大的公告，没有正式的国书，压力层层传递回来。
一封来自教会高层的信函送到了劳伦斯手中。
同时，帝国政务院也有一份非正式的公函抵达克里夫伯爵处。
结果不言而喻。
教会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市政厅人员。
劳伦斯神父被严厉申斥，要求其“在行使神圣职责时，须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尊重地方合法秩序与民众情感”。
而艾尔福德市政厅则发布公告，重申市政法律的权威，并宣布成立一个由市政厅、警察局和“本地德高望重人士”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负责后续的邪教徒清查工作，教会人员可作为顾问参与，但不再拥有独立搜查和拘押权。
一夜之间，教会在艾尔福德辛辛苦苦重建的话语权和执法权，几乎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