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常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一进腊月门，天气越来越冷，可社员们肚里的馋虫却被勾了起来，天天掰着手指头算日子，盼着能早点杀年猪，沾点荤腥。
乡村不比城市，城里的工人每个月还能凭着肉票买点肉，可在农村，平日里粮食都紧巴巴的，能吃饱就不错了，肉星儿更是难得一见。
唯有杀了年猪，大伙儿才能敞开肚皮，饱饱地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猪肉，就连炖肉的汤都能用来泡饭，吃着格外香。
那时候，集体农活——像翻晒泥土、精选稻种、准备春耕用的农具这些活儿——早已忙完；社员们自家的家务活计，比如上山伐树劈柴、修补房屋、缝制棉衣这些繁重的活计也告一段落。
从腊月起，村子才算真正进入了农闲时节。
闲下来的社员们，最爱做的事就是三三两两聚在向阳的墙根下，晒着暖烘烘的太阳，一边搓着冻得通红的手，一边唠着家常。
而话题的中心，永远绕不开那头即将挨刀的大肥猪——大伙儿会猜这猪能长到多少斤，估算着自家能分到几斤肉，还会盘算着分到肉后要怎么吃：是炖一锅红烧肉，还是包猪肉白菜饺子，或是炸点肉丸子给孩子当零嘴。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笑容，连说话的语气都轻快了不少。
虽说这生猪名义上是大伙儿集体养的财产，归整个大队所有，但具体的喂养任务却是分派到各家各户的。
哪家负责喂猪，哪家就能多挣点工分，等到猪养肥宰杀，过了秤，除了能按工分分点钱，最重要的就是能多分几斤肉。
所以负责喂猪的人家，对猪格外上心，恨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来喂猪。
那时候的养猪方式，朴素又原始，没有半点饲料添加剂，全靠麸皮、米糠、野菜和刷锅水喂养。猪长得也慢，通常要精心伺候上一两年，才能长到一百多斤，达到宰杀标准。
因此，杀年猪对一个生产队来说，可是件天大的事、天大的喜事，也并非年年都能实现。
有些条件困难的大队，因为粮食不够，猪养不肥，好几年也未必杀得起一头猪。
熊建国插队的第一年，借住在队里一位姓王的大婶家。王大婶是个热心人，知道熊建国是从城里来的知青，没干过农活，平日里总是多照顾他几分。
整整一年，熊建国亲眼目睹了王大婶是如何辛劳地喂养队里的那头猪：无论寒冬酷暑，天还没亮，王大婶就挎着篮子漫山遍野地打猪草，双手冻得开裂、被野草划破都是常有的事；回到家，她又要守着灶台，把米糠、麸皮和野菜混在一起，熬煮成热乎乎的猪食；喂猪的时候，她一瓢一瓢地舀着猪食，倒进猪槽里，不厌其烦地看着猪吃完，才会去忙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