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中国青年通往未来的大门，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整个社会瞬间迎来了科学和知识重放光芒的春天。
你要是那会儿去街上逛一圈，准能看见全国的新华书店都被挤得水泄不通，玻璃窗上都印着密密麻麻的人影。
不少考生全家老小齐上阵，老爹搬着小板凳占位置，老妈裹着厚棉袄守通宵，就连半大的弟弟妹妹都来帮忙递热水，就为了抢一本《高中数学复习题集》或者《语文基础知识手册》。
无数青年更是把一天掰成两天用，白天在工厂里盯着机床、在田埂上握着锄头，半点不敢偷懒；到了晚上，不管家里是点煤油灯还是昏黄的白炽灯，都赶紧掏出课本，趴在桌子上争分夺秒地啃。
有的人为了记住一个英语单词，反复在纸上写几十遍；有的人为了搞懂一道物理题，抱着书本坐到后半夜，连蚊子叮咬都顾不上。
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过去十几年耽误的时光全补回来，要把落下的知识窟窿全填上。
街上的老人们见了这场景，都忍不住感叹：“好啊！总算又能靠读书出头了！”
大家都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日子回来而高兴，为年轻人终于有了公平往上走的路子而欣慰，更被 “知识改变命运” 这股劲儿鼓舞着。
就连公园里下棋的大爷、菜场卖菜的大妈，聊天时都要提一嘴 “谁家小子在复习高考”，整个神州大地，都因为知识的复苏，变得热气腾腾、充满生机。
很快，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里面把报考条件写得明明白白：能报名的有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一般在 20 到 25 岁之间；但要是 “实践经验多，还在某方面有钻研成果，或者有特殊本事的”，年龄能放宽到 30 岁。
核心就三条硬杠杠：第一，“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守纪律，愿意为/革/命学习”；第二，“得有高中毕业水平，或者差不多的文化程度”；第三，“身体得健康，能扛住大学的学习”。
这消息一出来，全国各地符合条件的青年都炸了锅，报名点前排起的队伍能绕着街道转好几圈。
从1966 年到1977年，整整十二届高中毕业生，再加上些靠自学达到高中水平的往届初中生，凑成了一支从来没见过的庞大考生队伍。他们的出生年份从40年代跨到60年代，年龄分布像个橄榄球 ——50 年代出生的人最多，挤在中间；40 年代的 “老三届”（66、67、68 届高中生）和 60 年代的小年轻分在两边，虽然人数少，但眼睛里的光一点都不弱。
这么多人能有机会考大学，全靠高层领导看得远、敢打破老规矩。早在决定重启高考这道 “鲤鱼跃龙门” 的大门时，决策者心里就认准了：社会要回到正道，国家要重新培养人才，必须得有个公平、合理、开放的选拔法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推荐，让有关系的占了便宜，把真有本事的埋没了。
当时就有人急着说：“从今年就改招生办法！必须当机立断，争分夺秒，今年能办的绝不能拖到明年！”
还有位叫温元凯的学者提议改高考制度，说以前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 “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已经跟不上趟了，得换个新的。
他建议改成“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十六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