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哲，二十九岁，是市档案馆的数字化员。我的工作是把老旧的纸质档案扫描、修图、分类，存入数据库。这份工作需要耐心和细心，也让我接触到了这座城市尘封的记忆——出生证明、死亡证书、结婚登记、地契房契，以及无数泛黄的照片。
在我扫描过的成千上万张照片中，有一张我永远忘不了。
那是1978年市第三中学高三（2）班的毕业照。四十五个学生，五名老师，整整齐齐地排成三排，背景是学校的主教学楼。照片原本应该很普通，除了一个细节：
最后一排最右边，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
不是拍摄时的抖动造成的模糊，而是那个人本身就像蒙着一层雾，五官不清，轮廓不定。更奇怪的是，照片背面用钢笔清楚地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对应位置，一共五十个人。
但照片正面，只有四十九个清晰的人像。
第五十个人，只有一团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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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三个月前。档案馆接收了一批第三中学的老档案，其中就包括历届毕业照。我负责将它们扫描、编号、录入系统。
扫描到1978年那张时，我注意到了异常。用高清扫描仪放大后，那个模糊的人影更加诡异——它似乎在动，不是物理上的动，而是像长时间曝光拍出的鬼影，但又分明是瞬间快门捕捉的。
我检查了底片。黑白底片上，那个位置是空的，只有一片均匀的灰色。
但照片上明明有影像。
我请教了摄影专业的朋友。他看了扫描文件后说：“这不像是拍摄问题。如果是双重曝光或者相机抖动，整个画面都会受影响，但只有这个人影模糊。而且...”
他放大人影的面部区域：“你看，这里好像有五官，但都重叠在一起，像是有无数张脸叠在一起。”
我把照片拿给老馆长看。老馆长姓陈，今年七十二岁，在档案馆工作了四十年。
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很久，脸色渐渐变了。
“这张照片...我以前见过。”他低声说。
“您见过？”
“很多年前，第三中学有人来找过这张照片。”陈馆长回忆，“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一个老太太，说是她儿子的毕业照丢了，想补一张。我帮她找了，但她看到这张后，脸色很难看，说不是这张，然后就走了。”
“她没说为什么？”
“没有。”陈馆长摇头，“但我记得她走的时候喃喃自语，说什么‘他还是不肯走’。”
我脊背发凉：“‘他’是谁？”
陈馆长没有回答，而是指着照片背面的一行小字。我刚才没注意到，在名单最下方，有一行几乎褪色的字迹：
“第五十人：沈默 生于1960年 卒于1978年6月15日”
卒于1978年6月15日。毕业照拍摄日期是1978年6月20日。
一个死了五天的人，出现在了毕业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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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驱使我调查。我先查了沈默的死亡记录。市殡仪馆的档案显示，1978年6月15日，确实有一个叫沈默的十七岁男生火化，死因是“意外坠楼”，死亡地点是第三中学教学楼天台。
我找到当时的《滨江日报》微缩胶片。1978年6月16日的社会版有一则短讯：“昨日本市第三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坠楼身亡，警方初步排除他杀可能，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没有名字，没有细节，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很快被遗忘。
我又查了第三中学的学籍档案。沈默，1960年3月12日出生，1975年入学，高三（2）班学生。成绩中等，无奖惩记录。家庭成员一栏：父亲沈建国（已故），母亲王秀英（健在）。
就是九十年代初来找照片的那个老太太。
我通过户籍系统找到了王秀英的住址：城东老城区，平安里17号302室。她已经八十三岁了。
犹豫了三天，我决定拜访她。以一个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借口核对历史资料。
平安里是老式筒子楼，墙壁斑驳，楼道昏暗。302室的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边缘卷起。
我敲门。很久，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透过门链看着我。
“谁啊？”
“王奶奶您好，我是市档案馆的周哲，想跟您核实一些历史资料。”我出示工作证。
老太太盯着工作证看了很久，才解开链子：“进来吧。”
房间很小，但整洁得过分。家具都是七八十年代的款式，擦得锃亮。墙上挂着很多照片，大多是同一个男孩——从婴儿到少年，最后一张是穿着校服的单人照，清秀的男孩对着镜头微笑。
那就是沈默。
“王奶奶，这是您儿子吧？”我指着照片。
老太太点点头，眼眶红了：“小默...走得太早了。”
我斟酌着词句：“我们在整理第三中学的老档案时，发现了一张毕业照，上面有您儿子的影像。但拍摄日期是在他...之后。”
老太太的手抖了一下：“你们找到那张照片了？”
“您知道？”
“知道。”她叹气，“那照片不对劲。小默死后，学校说要补拍毕业照，因为少了一个人。但照片洗出来，他还是在了。校长说可能是底片搞错了，但我知道不是。”
“为什么？”
“因为小默不会走的。”老太太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固执的悲伤，“他舍不得同学，舍不得学校，舍不得我。所以他留在照片里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
“那张照片带来了吗？”她忽然问。
我取出复印版。老太太接过，手颤抖着抚摸照片上那个模糊的人影。
“四十五年了...”她喃喃道，“他还是十七岁。”
“王奶奶，您儿子当年...真的是意外吗？”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不是意外。”她终于说，“小默是被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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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15日，距离高考还有二十三天。
高三（2）班正在上最后一节晚自习。班主任李老师宣布，根据最后一次模拟考成绩，要调整座位——成绩好的坐前排，成绩差的坐后排。
沈默的成绩中等，本应坐中间。但他的同桌赵卫国——班长的儿子，成绩垫底，要被调到最后一排。
赵卫国不愿意，站起来说：“李老师，我眼睛近视，坐后面看不清。”
李老师推了推眼镜：“那就配眼镜。按成绩排座是学校规定。”
赵卫国突然指向沈默：“那他呢？他成绩也不怎么样，凭什么坐中间？”
教室里安静下来。沈默低着头，不说话。
“沈默同学虽然成绩中等，但稳定。”李老师说，“而且他从来不惹事。”
“不惹事？”赵卫国冷笑，“我听说他爸是反革命，被抓去劳改了。”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所有人都看向沈默。那个年代，“反革命”是最可怕的标签。
沈默的脸白了：“你...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大家去查查就知道了。”赵卫国大声说，“我爸爸是厂里的干部，他说沈默的爸爸沈建国，因为写反动文章被抓了，去年死在劳改农场了！”
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沈默站起来，浑身发抖：“不许你说我爸！”
“怎么，敢做不敢当？”赵卫国逼近，“你爸是反革命，你也是小反革命！凭什么跟我们坐在一起读书？”
沈默推开他，冲出教室。
李老师想拦，但没拦住。他责备地看了赵卫国一眼：“你太过分了。”
赵卫国满不在乎：“我说的是事实。”
那晚沈默没有回家。王秀英等到半夜，去学校找。门卫说看到一个男生上了教学楼天台，但天太黑，没看清是谁。
王秀英爬到天台时，已经晚了。
沈默躺在水泥地上，身下一摊血。眼睛睁着，看着夜空。
没有遗书，没有告别。只有口袋里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我不是反革命。”
警方调查后认定为自杀。学校很快压下了这件事，对外说是意外坠楼。赵卫国的父亲——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打了招呼，事情不了了之。
毕业照还是拍了，少了一个人。但洗出来时，沈默又出现在了照片上。
“校长想把照片销毁，但我求他留下来了。”王秀英抚摸着照片，“这是小默最后的心愿——和同学们一起毕业。虽然是以这种方式。”
我感到一阵寒意：“所以照片上的模糊人影，真的是...”
“是小默的魂。”王秀英肯定地说，“他不甘心，所以留在了照片里。这些年，我总觉得他还在，就在我身边，只是我看不见。”
离开王秀英家时，她拉住我：“周同志，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您说。”
“找到当年逼死小默的那些人。”她眼神坚定，“让他们给小默道个歉。四十五年了，该有个了断了。”
我答应了。不只是因为同情，更因为我自己也想弄明白——照片上的幽灵，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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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找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李老师。他现在是退休教师，住在教师新村。
李老师今年七十八岁，头发全白，但精神还好。听到沈默的名字，他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
“沈默啊...记得，当然记得。”他叹气，“那是我教学生涯最大的遗憾。”
我把王秀英的话转述给他。李老师沉默了很久。
“赵卫国确实过分，但我也有责任。”他低声说，“如果当时我及时制止，如果我能多关心沈默一点...可惜没有如果。”
“赵卫国后来怎么样了？”
“他父亲有权有势，保送上了大学，后来去南方做生意，发了财。”李老师苦笑，“有时候觉得这世道真不公平。善良的人早早离去，作恶的人飞黄腾达。”
“其他同学呢？他们知道真相吗？”
“大多数人不知道细节。”李老师说，“学校封锁了消息，只说沈默是意外。毕业照的事，大家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深究。那个年代，奇怪的事太多了。”
我拿出毕业照的复印版：“李老师，您看这个模糊的人影，真的是沈默吗？”
李老师戴上眼镜，仔细看了一会儿，手开始颤抖。
“这...这不可能...”他喃喃道，“毕业照是6月20号拍的，沈默15号就...而且拍照那天，我明明数了，只有四十九个人。”
“单洗出来就有五十个。”
李老师脸色苍白：“周同志，你知道这张照片后来的故事吗？”
“什么故事？”
“照片洗出来后，校长让每个学生拿一张留念。”李老师回忆，“但不到一个月，陆续有学生把照片退回来，说照片‘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有人说晚上听到照片里有哭声。有人说照片上的沈默人影会动。最恐怖的是赵卫国——”李老师压低声音，“他说照片上的沈默人影，每天晚上都在他床边站着。”
我脊背发凉：“后来呢？”
“校长把所有的照片收回来，锁在档案室里。除了我偷偷留了一张，其他的应该都销毁了。”李老师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同样的毕业照，“这就是我留的那张。”
我接过照片。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同样的模糊人影。
但仔细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影，比档案馆那张清晰一点。能隐约看到五官的轮廓，甚至能辨认出表情——是悲伤的，几乎是哭泣的表情。
“这张照片...也会闹鬼吗？”我问。
李老师苦笑：“我没遇到过。但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看着照片，会觉得沈默在看着我，想说什么。”
“您觉得他想说什么？”
“对不起。”李老师闭上眼睛，“或者，原谅我。或者...帮我。”
离开李老师家时，他给了我一份当年高三（2）班的通讯录——九十年代初同学聚会时整理的，上面有大部分同学的联系方式。
“四十五年了，很多人都联系不上了。”他说，“而且有些人...可能已经不在了。”
我看着名单，四十五个名字，加上沈默，四十六个。我想知道，当年那些见证了一切却保持沉默的同学们，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还记得沈默吗？夜里会做噩梦吗？
第一个联系的是班长，刘建军。他现在是公务员，在民政局工作。
电话接通，我说明来意后，对方沉默了。
“沈默...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刘建军声音低沉，“那年的事，我很抱歉。作为班长，我应该站出来制止赵卫国，但我没有。”
“您记得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记得。”刘建军叹气，“赵卫国一直欺负沈默，因为沈默的父亲是‘黑五类’。那天晚上他说得特别过分，全班都听到了，但没人敢说话。那个年代，谁敢帮‘反革命’的儿子？”
“沈默冲出去后，你们做了什么？”
“李老师让我们继续自习。”刘建军说，“后来听说沈默出事了，大家都很震惊，但没人敢讨论。毕业照的事更诡异——拍照时明明少一个人，洗出来却多了一个。很多人都说照片闹鬼，把照片退了。”
“您退了吗？”
“退了。”刘建军承认，“我那张照片，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叹气声。我妻子吓坏了，让我赶紧处理掉。”
“您相信那是沈默的鬼魂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我不知道。”刘建军终于说，“但我希望不是。因为如果真的是，说明他还在受苦，还没有安息。”
接下来的两周，我联系了名单上的十五个人。有些人换了号码，有些人去世了，还有些人一听是问沈默的事，直接挂断电话。
愿意交谈的，都说类似的话：记得那件事，感到内疚，照片诡异，希望沈默安息。
但没有一个人提到“道歉”或“真相”。四十五年过去，那段记忆被尘封，被美化，被遗忘。对大多数人来说，沈默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青春的注脚。
除了赵卫国。
他是最难找的。通讯录上的号码是空号，地址是二十年前的。我通过工商登记查到他的公司，但秘书说他三年前就把公司交给儿子，自己退休了，行踪不定。
最后，我在一个房地产论坛上找到了线索——有人发帖炫耀在海南买了别墅，配图里有个穿花衬衫的老头，虽然打了马赛克，但特征很明显：大金链子，劳力士表，标志性的鹰钩鼻。
发帖人Id是“赵公子”，应该是赵卫国的儿子。我私信他，假装是房产中介，说有更好的房源推荐，要到了他父亲的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