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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过后，西山的槐花开了。
满树的白，密密匝匝，风一吹，花瓣像雪片一样落下来，铺在院子的青砖地上，薄薄一层。
陆则川坐在树下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修剪一盆雀梅。
雀梅养了十几年，树干虬曲如龙，枝叶修剪得整整齐齐。他修得很慢，每一剪都停了很久，像是在想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
电话响了。不是手机，是书房里那部红色座机。
那部电话已经很久没响过了，久到陆则川愣了一下，才放下剪刀，站起来。
他走进书房，拿起听筒。对方只说了一句话，他就站直了身体。
“老领导，车已经到了西山脚下。”
“什么事？”
“上面想请您出山。具体的情况，车上了再说。”
陆则川沉默了几秒。“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槐花。花瓣还在落，像一场无声的雪。
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卧室，换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衣服是去年做的，只穿过一次，挂在衣柜里，连褶痕都没有。他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口，镜子里的人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得笔直。
陈叔在门口等他。九十多岁的人了，拄着拐杖，站在槐树下，像一棵老树。
“则川，你要出门？”
“嗯。”
陈叔点点头，没有问去哪里。他在陆家待了一辈子，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他只是在陆则川经过的时候，伸出手，拍了拍他的手臂。
陆则川停下脚步，看着他。
“陈叔，院子里那盆雀梅，帮我浇点水。”
“你放心去。”
陆则川点点头，走出院门。黑色的轿车停在巷口，没有牌照，车窗贴着深色的膜。
司机是个年轻人，穿着深色夹克，站得笔直，看见他出来，拉开车门。
陆则川坐进去。车子发动，驶出巷子，汇入主路，往城里的方向开。
他没有问去哪儿，只是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街景。
京城的四月，杨絮满天飞，像雪花一样，落在行人的肩上、车顶上、路边的灌木丛里。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爷爷带他来京城的时候，也是这样四月，也是这样杨絮满天。
车子没有往中南海的方向开，而是拐进了一条安静的胡同。
胡同很窄，两边的墙很高，墙头上爬满了爬山虎，刚发芽，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晃。
车子在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前停下来。门口没有哨兵，没有牌子，只有两个石狮子，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
司机下车，拉开后座的门。“老领导，到了。有人会接您。”
陆则川下了车。朱红色的大门从里面打开了，出来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很普通的打扮。但陆则川认识他。
他在新闻联播里见过这张脸，跟在某位领导人身后，不远不近，半步的距离。
“陆书记，请跟我来。”
中年男人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穿过一进院子，又一进院子，每一进都种着不同的树——海棠、玉兰、石榴，都开着花，红的白的粉的，热闹得很。但院子里没有人，安静得像一幅画。
走到最后一进院子，中年男人停下来，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陆则川推开门。
房间里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静水深流”四个字。
桌前坐着一个人，穿着深灰色的夹克，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一份文件。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摘下眼镜。
“则川同志，来了？”
陆则川走过去，在那人对面坐下。“来了。”
那个人看着陆则川，目光很静。两个人对视了几秒，谁都没有说话。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纱照进来，落在桌面上，落在那份摊开的文件上，落在那副老花镜上。
“身体还好吗？”那人问。
“还好。能吃能睡。”
那人笑了。“你倒是想得开。”
“想不开又能怎样。”陆则川顿了顿。“您找我来，有事？”
那人把桌上的文件转过来，推到陆则川面前。文件不长，只有三页纸。
陆则川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看完，然后摘下眼镜，放在桌上。
“这是谁的意思？”
“上面的意思。”
陆则川沉默了。他看着窗外，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花开得正盛，红艳艳的，像一团火。
风吹过来，花瓣簌簌往下落，落在青砖地上，落在石凳上，落在石桌上那盘没下完的棋上。
“则川同志，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那人问。
陆则川没有说话。
那人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
“因为你是轰轰烈烈参与过改革的人。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破釜沉舟，是坐在办公室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哪步棋能走、哪步棋不能走的那种仗。”他转过身。
“现在我们缺的就是这种人。”
陆则川看着他。“我老了。”
“老了有老了的好处。年轻人看的是眼前，你看的是几十年。”那人走回来，在椅子上坐下。
“这个智囊团，不是让你天天来坐班。有需要的时候，听听你的意见。平时你还在西山，该养花养花，该喝茶喝茶。”
陆则川没有说话。他拿起桌上的老花镜，慢慢戴上，又看了一遍那份文件。然后他放下文件，摘下眼镜。
“我有个条件。”
“说。”
“这个团里，不能有我陆家的人。”
那人看着他。“你是说鸣兮？”
陆则川点点头。“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两不相干。”
那人沉默了一下。“可以。”
陆则川站起来。“那我先回去了。”
那人也站起来，伸出手。“则川同志，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