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查。”我说，“尤其是她最近两年的比赛。有没有类似的模式？重复的操作越多，越容易看出规律。”
陈先生点头，“我已经在联系另一名离职的音控师。他曾在天音传媒工作，经手过两场她参赛的录制。他说有些打分数据异常，但当时没人追究。”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走在回住处的路上。夜还是黑的，但心里不像前几天那样沉。我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了。
第四天，陈先生发来新消息。他在整理一份财务对比表，列出徐若琳参赛期间，其名下关联公司对几家媒体平台的广告投放金额。时间点全部集中在比赛前后，金额远高于日常投放。
“这是一种变相施压。”关毅看到后说，“花钱买口碑，影响舆论导向。”
“把这些也记下来。”我说，“不是为了现在用，是为了以后。只要她再动手，我们就有一整套东西能拿出来。”
第五天，我们开了第二次闭门会。三人围坐在桌前，所有材料按类别分开：财务线索、人员证词、流程异常、媒体联动。每一份都标了来源和可信度等级。
“我们现在有六条独立线索。”陈先生说，“虽然没有一条能单独定性，但组合起来，已经能看出系统性操作的痕迹。”
“够了吗？”我问。
“不够公开。”关毅说，“但够在圈子里传。”
我们商量出一个计划。第一步，先把资料整理成一份简洁报告，不带情绪，只列事实。标题就叫《关于公平竞争的备忘录》。不做发布，只在必要时提供给合作方或媒体记者。
“不是为了毁她。”我说，“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有些胜利不是真的胜利。”
“第二步呢？”陈先生问。
“等。”我说，“她一定会再出手。只要她动，我们就跟。”
会议结束时，窗外天刚亮。我收拾好包，把U盘放进内袋。关毅送我到门口。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他问。
“该练歌练歌，该录歌录歌。”我说，“她想让我停下，我就偏不停。”
他点头，“需要我做什么？”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我走出大楼，清晨的空气有点凉。街道上车还不多，环卫工人正在扫地。我戴上耳机，播放昨天录的一段新旋律。副歌部分改过了，不再是“我一个人走夜路”，而是“我们都在走夜路”。
这一次，我不只是为自己唱。
我走到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拿出手机。平台弹窗跳出来：你的歌曲《致所有未放弃的人》试听量突破五十万。
我点开评论区，最新一条写着：“姐姐，我和室友昨天在宿舍楼下放你的歌，放了三遍。她说她也要开始写自己的故事了。”
我把这条收藏了。
车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U盘贴身放着，像一块小小的石头，压在胸口下方。它不重，但它存在。
我闭上眼，脑子里过着刚才看过的每一条线索。那些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监控画面，像拼图的一块块碎片。还没完整，但轮廓已经出来了。
公交车启动，驶向下一个路口。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是《微光》的前奏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