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不仅知道渠道，还提供了如此具体、可操作的接头方式和暗号！
这绝不是泛泛的“听说”，而是表明他要么与这个网络有较深联系，要么就是通过某种极其可靠的途径获取了这些信息。
他将这些信息以这种近乎“丢包”的方式告诉王建国，是一种冒险的示好？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探？或者，两者兼有？
王建国的大脑飞速运转。
去，还是不去？
去，意味着他将正式踏入那个灰色地带，与“老鬼”背后的网络产生直接接触。
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可能被监控，可能被敲诈，可能卷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被沈墨利用或陷害。
不去，当然最安全。
但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沈墨递过来的、可能是唯一一次建立某种“特殊”联系的机会，也放弃了尽快修好收音机、解决那个小麻烦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让沈墨觉得他胆小、不可用，从而失去这个潜在的、有价值的信息源和技术外脑。
权衡利弊，王建国认为，风险可控，值得一试。
关键在于如何操作。
他绝不能亲自出面。
马三是最好的人选，但需要一套更周密的说辞和安排，既要确保马三的安全和忠诚，又要避免任何线索指向自己。
他找了个借口，下班后再次去了马三家。
这次，他更加谨慎，确认周围无人注意后，才将沈墨提供的信息，以“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透露的渠道”为名，告诉了马三，并反复叮嘱：
“三儿，你明天抽空，去东四‘益民信托商店’，找柜台后面穿蓝布褂、戴套袖的老赵。就说是‘西四老白’介绍来的，想找6AK5电子管和0.047的瓷片电容，各要两个。他开什么价，只要不离谱，就答应，用这个。”
王建国递给马三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二十块钱和两包“大前门”香烟——这是他能拿出的、不引人注目的“硬通货”和润滑剂。
“东西拿到手，立刻离开，别多问，别多待。回来直接把东西给我，别让任何人看见。记住，万一有什么不对，或者那人问东问西，你就说听错了，走错了，马上走，东西不要了。安全第一！”
马三接过布包，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他能感觉到这件事的不同寻常。
“王哥，你放心，我知道轻重。保证把事情办妥，不出岔子。”
第二天一整天，王建国在部里都有些心神不宁，表面却看不出丝毫异样。
他像往常一样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只是偶尔，目光会掠过资料室的方向，或者沈墨那间狭小办公室紧闭的门。
下午快下班时，马三的身影出现在部委大院门口，向门卫说了什么，门卫往王建国办公室的方向指了指。
王建国心里一紧，但立刻镇定下来，对同事说了声“好像家里有点事”，便快步走了出去。
在门口一个僻静的角落，马三看到王建国，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又带着点兴奋的神情，迅速将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小包塞到王建国手里，低声道：
“办成了！建国哥，那个老赵，听到‘西四老白’，眼神就变了，也没多问，收了钱和烟，从柜台底下摸出个纸包给我，就是这东西。我瞅了一眼，没错，是电子管和电容。”
王建国接过纸包，捏了捏，感受着里面元件的硬物感，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没人注意你吧？老赵还说什么了？”
“没有，店里就他一个人，还有个打盹的老头。老赵收了东西，就说了句‘拿好’，又低头摆弄他的破收音机去了，跟没事人一样。”
马三回忆道。
“好，辛苦了，三儿。这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别提，包括你爸妈。”
王建国郑重叮嘱。
“明白！”
拿着那包来之不易的配件，王建国没有立刻回办公室，而是绕到部里后院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仔细检查了一遍纸包。里面确实是两个崭新的6AK5电子管和几个标着0.047μF的瓷片电容，品相完好。
他将配件重新包好，塞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夹层，这才平复了一下心情，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王建国“偶然”得知总务科有个老师傅年轻时在无线电修理铺干过，便以“处里领导关心大家学习，催着修收音机”为名，请那位老师傅帮忙看看。
老师傅看到王建国拿出的、品相完好的“崭新”配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连声说“这可是好东西，现在哪儿找去”！
在王建国的暗示下，老师傅心领神会，没有多问配件的来源，只说是“王处长神通广大搞来的”，便专心致志地修理起来。
不到一个小时，那台沉寂多日的美多牌收音机，重新发出了清晰、洪亮的声音。
正在播放的是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激昂的旋律回荡在资料室里。
老管理员激动得眼眶都湿了，拉着王建国的手不住道谢。其他来查资料的同事也纷纷夸赞王处长“有办法”、“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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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谦虚地表示，都是老师傅手艺好，自己只是跑跑腿。
沈墨那天下午也在资料室。
当收音机修好的消息传开，优美的歌声响起时，他正站在一排书架前，背对着众人。
王建国注意到，他的肩膀几不可察地微微放松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挺直而略显孤峭的姿态。
他没有回头，没有参与众人的喜悦，只是伸出手，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厚重的德文技术词典，仿佛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
但王建国知道，他听到了。
他也知道，自己听到了。
这次围绕一台坏收音机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智斗”与协作，在无人知晓的暗处完成了第一次无声的“握手”。
王建国验证了沈墨信息的可靠性和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能量，也向沈墨展示了自己执行力和保密能力。
而沈墨，则用一种极其隐秘的方式，回应了王建国之前释放的善意和试探，也或许，是在为自己未来可能的需要，埋下了一颗种子。
风险依然存在，沈墨的动机依旧成谜。
但一条非常规的、脆弱的联系，毕竟建立起来了。
在这片看似凝滞的湖面之下，两股潜流，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次交汇。
王建国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未来，这条危险的纽带会通向何方，是带来机遇，还是灾祸，他无法预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现在这样，保持绝对的清醒和谨慎，在利用与提防之间，走好每一步。
窗外的广播歌声嘹亮，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昂扬向上的力量。
而王建国的心中，却是一片冷静的清明。
他知道，在这个年代，生存与发展，往往不只在阳光下的会场和车间里，也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错综复杂的阴影缝隙之中。
而他，已经做好了在这明暗交织的棋盘上，继续对弈的准备。
收音机修好了，激昂的革命歌曲和字正腔圆的新闻广播重新回荡在部里技术处资料室略显沉闷的空气里。
老管理员脸上多了笑容，对王建国更是感激不尽，逢人便夸“王处长有能耐，办实事”。
这件小事，像投入一潭静水的微小石子，在王建国周围漾开了一圈几乎难以察觉的涟漪——在部分同事眼中，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印证；
在总务科那位帮忙的老师傅那里，他落了个“体恤下情、不摆架子”的印象；
而在更深、更隐秘的层面，他与沈墨之间，那根由稀缺电子元件和一句隐语串联起来的、无形而脆弱的线，算是第一次被轻轻拨动，发出了只有他们自己能“听”见的、极其微弱的颤音。
王建国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警醒。
沈墨这条线，用好了，或许是获取前沿信息、解决棘手技术难题的特殊通道，甚至可能在未来某些关键抉择时，提供一个不同于主流视角的参照。
但用不好，或者被有心人察觉，就是足以将他拖入深渊的致命绞索。
他必须像对待最精密的爆破装置一样对待这条线——清楚其原理，明确其用途，更要时刻警惕其不稳定性。
他将主要精力拉回到部里的日常轨道，更加勤勉地处理着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技术报告、项目审核和会议纪要。
他让自己看起来，就是一个沉浸在具体事务中、勤恳务实的中层技术干部。
但暗地里，他对沈墨的观察，进入了一个更细致、更讲求策略的阶段。
他不再刻意制造“偶遇”，但会留意沈墨在公开场合的每一次发言，无论多么简短。
他仔细揣摩沈墨措辞的倾向，对哪些技术路线表现出兴趣，对哪些现行做法流露出不易察觉的保留或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