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黑油山的胎记与伤疤
在城市边界完成染色
进入克拉玛依前的最后一个检查站，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纸条。不是通行证，是健康提醒：
“首次进入者请注意：
1. 未来72小时，您的痰可能呈灰黑色——这是正常适应过程
2. 若鼻腔出血，请勿惊慌，干燥+油气刺激所致
3. 衣物将逐渐吸附油气，离境后可清洗但气味可能残留
4. 最重要：当您开始觉得抽油机的‘磕头’有韵律感时，说明您已被这座城市接纳。恭喜。”
我折好纸条，抬头望去。
地平线上，克拉玛依以两种形态同时存在：
左侧：现代化的城市轮廓——玻璃幕墙的写字楼、整齐的住宅小区、甚至能看到摩天轮的公园
右侧：百里油区——成千上万的抽油机在戈壁上一望无际，像一片正在缓慢收割的钢铁麦田
而连接两者的，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路牌写着：“黑油山景区 5k→，市区 15k→”
我选择了左转。
不是先去市区，而是先去见这座城市的胎记。
黑油山：大地的自我泄露
黑油山不是山，是一个高仅13米的沥青丘。但它的意义不在于高度，在于——它是克拉玛依油田的天然露头，石油自己从地底冒了出来，在这里等了几十万年，等到了1951年的地质队。
还未走近，气味先至：
不是刺鼻的化工味，而是一种深沉的、古老的、带硫磺气息的油味，像大地在缓慢呼吸时呼出的陈年叹息。
山体表面覆盖着黑色的沥青，在正午阳光下微微发软。我小心踩上去，鞋底被轻微黏住，发出“滋啦”的细响。一个管理员大爷快步走来：
“别踩实了！这是活的地皮，会记住每个脚印。”
他叫老赵，看守黑油山二十年了。
“活的地皮？”
“嗯。”老赵蹲下，指着沥青表面那些细小的气泡，“看，还在冒泡。地下压力让油还在往上渗，只是慢了。以前——”他比划，“我小时候，这里能挖出油来点灯。”
他带我沿木栈道走。栈道两侧，黑色的油泉像大地的伤口，缓慢分泌着黏稠的液体。有些油泉表面结了硬壳，用树枝戳破，新鲜的黑色就涌出来，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晕——那是石油薄膜的干涉色。
“七彩的，像彩虹病了。”老赵说。
“病了？”
“嗯。健康的地球不该这样漏油。但对我们克拉玛依人来说，”他顿了顿，“这是母亲给孩子的第一滴奶。”
我们在一个最大的油泉边停下。水面浮着几只昆虫的尸体，翅膀被油黏住，像琥珀里的标本。
“它们以为这是水。”老赵用树枝把它们捞起，放在干燥处，“但等它们发现不是水时，已经飞不走了。”
我问老赵，看了二十年，有什么变化。
“变化？”他想了想，“油冒得慢了。二十年前，这个泉一天能渗出两桶油，现在要一星期。”他指着泉边一根测量尺，刻度上确实有历年油位标记，呈缓慢下降趋势。
“会枯竭吗？”
“石油会，但黑油山不会。”老赵神秘地笑，“它是胎记，胎记怎么会消失？顶多颜色淡点。”
栈道尽头有个小博物馆，其实就一间平房。里面最珍贵的展品是1951年的油样瓶——一个普通的玻璃瓶，装着当时从黑油山采集的原油，标签是繁体字：“新疆黑油山原油样，比重0.86，含蜡量中等。”
瓶子旁边，放着一盏用黑油山原油点的油灯，灯芯还在，但早已熄灭。
“这是第一盏灯，”老赵轻声说，“用它，地质队画出了克拉玛依的第一张地质图。”
我凝视那盏灯。玻璃灯罩被熏黑了上半部分，像戴了个黑色的帽子。
我想象1951年的夜晚，几个年轻人在戈壁帐篷里，就着这盏灯的光，在地图上标下“可能有大型油田”。
那光一定很暗，油烟很大，但足够照亮一个时代的黎明。
离开前，老赵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个小玻璃瓶，装了半瓶新鲜的油泉原油。
“带着，”他说，“这是克拉玛依的血型证明。到哪儿，只要打开闻闻，就知道你是不是从这儿出去的。”
我接过。瓶子温热，油在阳光下深黑如凝固的夜。
一号井：诞生的尖叫
从黑油山向北三公里，就是克拉玛依一号井。
不是油井，是纪念碑——原来的井架已拆，原地建起一座花岗岩纪念碑，形状像井架，顶部有个永不熄灭的火焰雕塑。
我到时是下午四点，阳光斜射。纪念碑前，一个老人正用抹布擦拭基座上的铭文：
“1955年10月29日，此处喷出工业性油流，宣告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
老人叫王援朝，1956年从玉门油田调来的第一批钻工之一。
“我擦这个擦了三十年，”他头也不抬，“每天来，擦一遍，就像给我老战友洗脸。”
“战友？”
“这口井啊。”他终于看我，“它活着的时候，是我们3258钻井队打的。我是司钻，握刹把的那个。”
他站起来，腰有点弯，但手指笔直地指向纪念碑顶部：“那天喷油，我在井架上。压力表指针‘噌’一下打到头，然后就是——轰！黑柱子冲上天，有三十米高。”
“什么感觉？”
“先是懵，然后哭。”王师傅眼睛发亮，“所有人都在哭，抱着哭，油雨把我们都浇成黑人，就牙是白的。队长喊：‘快拿盆接！’我们才反应过来，这是油啊，能烧的油！”
他带我绕到纪念碑后面，那里有块不起眼的石碑，刻着3258钻井队全体队员的名字。四十七个人，其中十三个名字加了黑框。
“这些，”王师傅的手指轻触那些黑框，“没等到退休。井喷、冻伤、还有……思乡病死的。”
他念着名字：“张建国，井架工，1958年井喷牺牲，23岁；李秀英，队里唯一的女技术员，冻坏双腿截肢，去年走了；刘大勇，我徒弟，想家想疯了，1960年跳了冰窟窿……”
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被石油染黑的青春。
王师傅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些小物件：
一枚生锈的钻头碎片、
一张黑白合影（年轻人站在井架前，笑得看不见眼睛）、
还有一块手表，表盘碎了，指针停在10:29。
“喷油那天的表，”他说，“震碎的。我一直没修，就让它停在那刻。”
我问他，如果重来一次，还来吗。
“来啊。”他毫不犹豫，“但不是为了石油。”
“那为了什么？”
“为了……”他看向远方，那里抽油机正在鞠躬，“为了证明，人能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弄出点什么来。哪怕最后什么都没剩下，至少证明过。”
太阳快落山了。王师傅该回家了。临走前，他做了件让我震撼的事：
他走到纪念碑正前方，立正，敬礼。
不是军礼，是石油工人的礼——右手握拳，轻击左胸三次。
然后转身，蹒跚离开。
我学着他的样子，握拳轻击左胸。
心脏在胸腔里回应着同样的节奏：
咚、咚、咚。
像一口深井在遥远的地底，
还在持续不断地，
向这个它从未见过的世界，
输送着黑色的、滚烫的、
被称为“能源”的血液。
夜访：抽油机森林的守护人
晚上，我没有回市区，而是请求留在油区。
油田调度中心的老张破例批准了，条件是：“跟着夜巡队，不许乱跑，不许靠近运转设备，最重要的是——不许打瞌睡。”
夜巡队共四人，开一辆皮卡。队长姓李，四十多岁，脸被戈壁风吹得像老树皮。
“我们管这片叫‘钢铁森林’，”车在抽油机之间缓慢穿行时，他说，“三千七百台抽油机，每台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
他让我看仪表盘上的屏幕，显示着每台抽油机的实时状态：
· 绿色：正常运转
· 黄色：轻微异常（如负荷增大）
· 红色：故障或停机
而此时，屏幕上是一片绿色的海洋，点缀着零星黄点。
“听声音。”李队长停车，熄火。
我们下车。戈壁的夜寂静得令人心慌，但在这寂静之上，是三千七百台抽油机同时工作的交响：
“吱——嘎——”（上行）
“咚！”（换向）
“吱——嘎——”（下行）
“咚！”（再换向）
此起彼伏，但有一种内在的节奏——不是整齐划一，而是错位的和谐，像潮汐在不同时间拍打不同海岸。
“每台抽油机的冲程周期是8到12秒，”李队长说，“但每台启动时间不同，所以整体听起来像……像大地的心跳。”
他闭上眼睛：“我听了二十年，能听出哪台‘生病了’。比如那台——”他指向东北方向，“声音发涩，轴承该换了。”
我们步行巡查。李队长用手电照每台抽油机的关键部位：电机、减速箱、平衡块、井口……
“这台，”他停在一台声音确实有点怪的抽油机前，把耳朵贴在电机外壳上听了十秒，“明天报修。还能坚持24小时，但不能再久了。”
他做记录：设备编号、异常描述、建议处理方式。字迹工整，像医生写病历。
走到一处高地，我们坐下休息。李队长递给我水壶：“喝点，夜里风干。”
我们望着眼前的景象：成千上万台抽油机在夜色中工作，每台都有一盏小红灯在井架顶端闪烁。远远看去，像一片红色的星海落在戈壁上。
“美吗？”他问。
“有点……悲壮的美。”
“我们叫它‘克拉玛依的星空’，”李队长点起烟，“地上的星星，比天上的实在——至少它们真的在为我们工作。”
他讲起十年前一次大故障。寒潮来袭，零下四十度，一半抽油机被冻住。
“全油田的人，不分单位、不分岗位，都来抢险。用喷灯烤，用热水浇，甚至有人脱了棉衣包住井口。”他吐着烟圈，“冻伤了一百多人，但没有一台抽油机被永久冻坏。因为知道——停一天，就是少产几千吨油，国家等不起。”
我问他想过离开吗。
“想过。2000年那会儿，好多人都走了，去南方，赚大钱。”他弹掉烟灰，“我也拿到了深圳一家公司的offer，工资是这里的五倍。”
“为什么没走？”
“走不了。”他指着自己的耳朵，“这耳朵，已经习惯了抽油机的声音。在深圳那一个月，我失眠，因为太安静了。后来我才明白——”他顿了顿，“我不是离不开石油，是离不开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在这里，我的耳朵能救一台设备，我的手能修一口井。在别处，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
夜巡结束前，我们来到最老的一批抽油机前。这些是1950年代末安装的，型号早已淘汰，但还在工作。
李队长抚摸着一台老机器的铭牌：“这台，我父亲安装的。他退休前说：‘儿子，替我照顾好这个老伙计。’”
“它还能用多久？”
“直到最后一滴油。”他轻声说，“然后它会停在这里，变成纪念碑。我们会保留它，就像保留黑油山一样——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这样从大地深处，取出光。”
回程时，东方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