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邦：伤口与盐
跨海飞行：从香料到创伤
飞机从望加锡向南飞行，航线划破帝汶海。舷窗外，海水从苏拉威西的深蓝渐变为帝汶海的灰绿，如同调色盘被一只无形的手搅动。
邻座是位沉默的老人，膝盖上放着一本葡萄牙语旧约。直到飞机开始下降，他才开口，声音如砂纸摩擦：“第一次去古邦？”我点头。他望向窗外：“那是个用伤口呼吸的城市。”
古邦的出现毫无预兆——前一秒还是无尽海洋，下一秒褐色山峦如伤口般撕裂海岸线，城市蜷缩在裂隙之间，像被迫停留在不该停留之地。
“老人继续说，没有看我，“乘最后一班葡萄牙军舰。那时古邦是东方小里斯本——咖啡馆放法多音乐，广场铺黑白石，空气中是烤沙丁鱼和葡萄酒的味道。现在……”他摇头，“现在空气中是别的东西。”
飞机触地时的颠簸异常剧烈。老人抓紧座椅扶手，指节发白：“古邦的跑道很短，因为三面环山一面环海。像人生的某些时刻——没有太多犯错空间。”
着陆：历史作为现时伤口
苏丹巴比乌拉机场小而简朴，但通过安检时，气氛明显不同。墙上贴着双标语：印尼语的“欢迎”和葡萄牙语的“Be-vdo”。官员检查证件的时间比其他地方长，眼神里有评估的锐利。
出租车司机托马斯是典型混血脸孔——马来人轮廓、欧洲人鼻梁、华人眼睛。“我是古邦人，”他启动破旧的丰田，“意思是：我祖父是葡萄牙军官，祖母是罗地岛奴隶，母亲是中国商人之女，父亲是帝汶自由战士。所以是的，我精通身份危机。”
驶向市区，古邦的层次逐渐展开：
第一层：殖民残余。19世纪葡萄牙堡垒、天主教堂、殖民官邸，白墙剥落如晒伤的皮肤。
第二层：印尼占领。1975-1999年建筑的笨拙实用主义，灰色混凝土，军事哨所遗迹。
第三层：独立后。联合国机构招牌、东帝汶国旗、在建的政府大楼脚手架。
但这些层次不像望加锡那样融合，而是断层般叠加，彼此割裂。
“看那条街，”托马斯指向一条分界线：一侧是葡萄牙式卵石路，另一侧是印尼式水泥路，“左边是1975年前，右边是1975-1999年，中间是现在——什么都没铺，因为还没决定铺什么。古邦很多地方这样：物理体现着历史未完成性。”
阿伊莱乌旅舍：在记忆客栈中过夜
我住的旅舍由老殖民别墅改造。店主费尔南多是1975年大撤离时留下的葡裔混血儿。
“我家在这房子住了四代，”他带我看走廊照片墙，“这张，1910年，我曾祖父和帝汶酋长——注意他们的姿势：并肩但不同装；这张，1950年，我祖父和印尼走私商——交易但互不信任；这张，1975年，我父亲和葡萄牙士兵——告别但不舍；这张，1999年，我和联合国维和士兵——希望但恐惧。”
每张照片下有小卡片，不是日期，是矛盾修辞：
“亲密的疏远”
“信任的背叛”
“希望的无望”
“和平的暴力”
“古邦的历史就是矛盾修辞的历史，”费尔南多解释，“所有简单叙事在这里都破碎。葡萄牙人说他们是文明使者，但留下文盲；印尼人说他们是统一者，但带来屠杀；联合国说他们是解放者，但制造依赖。而我们在中间，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谋，既渴望正义又渴望遗忘。”
晚上，旅舍客厅变成非正式口述历史会。常客包括：
· 玛丽亚，八十岁，前葡萄牙殖民地学校教师。她背诵卡蒙斯史诗，但插入帝汶民间故事。“文化混合？”她苦笑，“不，是文化强暴后的畸形儿。但畸形儿也有生存权利。”
· 阿古斯，前印尼公务员，现东帝汶政府顾问。“我为占领政府工作过，”他坦承，“但如果不是我们，基础设施更差。这是古邦的道德困境：恶制度下的善行动，还是善？”
· 拉莫斯，年轻活动家，父母在1999年暴乱中失踪。“我没有记忆，只有记忆的缺席，”他说，“而缺席像黑洞，吞噬现在。古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活在父母创伤的影子里，影子的影子。”
那天深夜，费尔南多敲我房门，带来一瓶本地咖啡酒。“尝尝，古邦特产——咖啡的苦，棕榈酒的甜，混合成第三味道，既非苦非甜，是苦甜。就像这里的生活。”
我们坐在阳台，俯瞰沉睡城市。古邦的夜晚异常安静，没有望加锡那种持续低鸣，是警惕的沉默。
“你知道古邦在帝汶语中的意思吗？”费尔南多问，“‘盐地’。因为海边有盐田。但我觉得，盐不仅是商品，是隐喻：盐防腐，也致渴；盐愈合伤口，也刺痛伤口。古邦就是这样：用保存记忆的方式伤害自己，用伤害自己的方式保存记忆。这不是健康状态，但这是真实状态。”
圣克鲁斯公墓：生者与死者的持续对话
第二天，托马斯带我去圣克鲁斯公墓。“不是旅游点，”他警告，“是古邦的心脏，如果心脏是伤口的话。”
公墓本身是殖民时代建筑，但内部是层层埋葬：葡萄牙神父、印尼士兵、帝汶抵抗者、平民受害者、联合国人员，并肩长眠。
守墓人马尔托是1991年圣克鲁斯大屠杀幸存者。“我那天在这里，”他平静得可怕，“为朋友扫墓，然后枪声响起。我装死，在尸体下躺了六小时。现在我每天在这里，不是守墓，是守记忆——不让记忆装死。”
他带我走他所谓的“记忆路径”：
第一站：葡萄牙区
白色大理石，拉丁铭文。“这些人是来传播福音的，”马尔托说，“但他们自己的上帝没有保护他们。看这个墓：神父，1890年死于疟疾，29岁。这么远来，这么快死，为了什么？”
第二站：印尼区
简朴墓碑，只有名字和军衔。“这些年轻人来自爪哇、苏门答腊，以为来统一国家，结果死在异乡。他们的政府忘记他们，我们的政府不纪念他们。夹在中间，连死亡都尴尬。”
第三站：抵抗者区
木制十字架，手写名字。“很多人没有尸体，空墓。但空比满更重——因为装满缺席。”
第四站：平民区
最震撼的部分。不是整齐排列，是拥挤堆积，因为1999年暴行中死亡太多，来不及单独埋葬。鲜花、照片、玩具、未开封的信件覆盖坟墓。
“看这个小女孩的墓，”马尔托停在一个粉色装饰的坟前，“1999年，7岁。她姐姐每周日来读故事——现在姐姐是老师，来读学生写的作文。死亡不是终结，是关系改变形式。”
但最特别的是公墓边缘的“和解区”——近几年新建，埋葬身份混合：葡萄牙士兵和帝汶妻子的合葬墓，印尼军官和被他杀害的抵抗者的相邻墓（由双方家庭同意），甚至有一个象征性的“未知所有方”纪念碑。
“这是实验，”马尔托解释，“不是忘记，是重新安置记忆。不是原谅，是承认复杂。在古邦，正义不是惩罚，是让所有故事有空间——即使这些故事彼此矛盾。”
我问马尔托如何承受每天面对这么多死亡。
“我不承受，”他说，“我传递。每个访客带走一点记忆的重量，分担一点。记忆像盐：少量防腐，过量致命。而古邦的记忆总是过量，所以需要分享，稀释，转化为不是盐的东西——也许是智慧，也许是警告，也许只是承认：人类对自己做什么。”
离开时，马尔托给我一小包盐，用香蕉叶包裹。“从古邦盐田取的，”他说，“记住：盐既能保存食物也能腐蚀金属，既能愈合伤口也能制造伤口。就像历史：能滋养身份也能毒害身份。而我们，在盐地生活的人，必须学会区分——何时用盐保存值得保存的，何时清洗多余的盐让伤口真正愈合。这很难，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可能救赎。”
塔西托罗市场：在废墟上重建日常
如果圣克鲁斯公墓是古邦的记忆心脏，塔西托罗市场就是它的生存肠胃——混乱、嘈杂、顽强。
市场建在1999年被烧毁的旧市场废墟上，一半是永久摊位一半是临时搭建，如同城市本身的隐喻：在废墟上重建，但随时可能再成废墟。
我遇到了蔬菜摊主伊内斯，她在同一地点卖菜三十年。“葡萄牙时期我在这里，印尼时期我在这里，联合国时期我在这里，现在独立了，我还在这里，”她说，“政府换，旗帜换，语言换，但卷心菜还是卷心菜，洋葱还是洋葱。政治来了又走，但胃永远饿。”
伊内斯展示了市场的适应性生存策略：
货币的灵活性：接受印尼盾、美元、东帝汶硬币、甚至以物易物。“钱不过是纸，食物才是真实。”
语言的多变：同一顾客，她用葡萄牙语问好，印尼语议价，德顿语（东帝汶官方语言）告别。“语言是工具，不是忠诚测试。”
身份的实用主义：她墙上有三张照片——葡萄牙总督访问、印尼将军视察、东帝汶总统握手。“我和他们都合影，都微笑。不是虚伪，是生存。在古邦，道德纯粹是奢侈品，我们负担不起。”
但市场不仅仅是生存，是微观和解空间。伊内斯指着一个摊位：前印尼士兵妻子和前抵抗者妻子并肩卖鱼，分享冰柜。
伊内斯低声说，“现在她们共享摊位，因为寡妇比妻子更需要彼此。有时，共同损失是唯一共同点。但总比没有共同点好。”
市场深处有个“记忆角落”——不是正式设立，是自然形成：人们留下失踪亲人照片，分享寻找信息，提供支持。旁边是个小吃摊，卖融合食物：葡萄牙鳕鱼球配帝汶辣椒酱，印尼沙爹配东帝汶咖啡酱。
“吃就是记忆，”摊主乔奥说，“每种味道唤醒不同过去。但混合味道创造新记忆——不是忘记旧记忆，是增加新层次。就像古邦：我们不能删除历史层次，但可以添加新层次，让整体更丰富，或至少更复杂。”
我问市场人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正常，”伊内斯毫不犹豫，“不是富裕，不是强大，是正常——早上开店不用担心被烧，卖菜不用选择语言，养孩子不用担心他们失踪。简单的事情，但在这里，简单是奢侈品。”
抵抗博物馆：当记忆成为重负
古邦抵抗博物馆是前印尼军事拘留中心改造。馆长蒂亚戈是前政治犯。
“欢迎来到我的‘母校’，”他苦笑，“我在这里‘受教育’三年：学习疼痛的语言，沉默的语法，恐惧的数学。”
博物馆保存了原状：墙壁上的刻痕、地上的锈迹、甚至气味——霉味、汗味、绝望味混合。
但蒂亚戈的策展理念独特：不是展示受害者叙事，是展示抵抗的多重形式。
第一展厅：身体抵抗
刑具与囚犯艺术并列：铁镣旁是用饭勺雕刻的小鸟，电击装置旁是写在厕纸上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