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二章 媒体风暴
阳光再次穿透病房窗户时，我意识到有些东西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窗外的城市依然在运转，车辆依旧川流不息，行人依旧步履匆匆。但自从庭审结束、判决公布的消息像涟漪般扩散开后，我所在的这栋大楼、这个楼层、甚至这间病房，都仿佛成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我能感觉到无数目光——好奇的、敬佩的、探究的、甚至可能是恶意的——正从各个方向投射过来，试图穿透墙壁，看清里面这个被冠以“英雄”之名的、伤痕累累的身体。
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种关注，是在判决公布后的第三天早晨。
那天我正试图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不借助助行器独立站立超过三十秒。汗水顺着额角滑落，每一块肌肉都在颤抖，但我咬着牙坚持着——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就在我即将成功，腿部肌肉却开始不受控制地痉挛时，病房门被轻轻敲响了。
不是护士例行查房那种规律的轻叩，而是一种急促中带着克制的敲击声。
陈曦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的不止是值班护士，还有两名穿着行政制服、神情严肃的工作人员。为首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林峰同志，抱歉打扰您康复。”他的语气恭敬但透着公事公办的疏离，“我是宣传局外联科的负责人，姓赵。关于您的情况，最近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度非常高。部里考虑到您的身体状况，一直在尽力协调，但……”
他顿了顿，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递过来。我没有接，陈曦代我接过了。
那是几份打印出来的新闻报道截图和网络舆情摘要。标题一个比一个醒目：
《卧底英雄林峰：深入虎穴八百天的生死较量》
《缉毒警二代子承父志，终破跨国毒网》
《英雄苏醒！独家揭秘“深渊行动”背后的故事》
文章旁配着我的照片——有警校毕业照上那个青涩的少年，有不知何时被拍到的、我穿着病号服在窗前眺望的侧影（显然是从楼下远处偷拍的），甚至还有一张经过技术处理的、模糊的“林野”时期的模拟画像。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病号服的衣角。布料摩擦着胸腹间的伤疤，带来一阵清晰的刺痛。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赵科长的声音继续平稳地响起，“目前，已有超过三十家国内主流媒体、七家国际媒体驻华机构正式发函，请求对您进行专访。网络平台上的话题讨论量已经突破五亿次。公众对您的故事……非常关注。”
“关注？”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他们关注什么？关注我身上有几处伤疤？关注我杀了多少人？还是关注我被迫吸过几次毒？”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愣了一下。那股突然涌上的尖锐情绪，像一根刺，猝不及防地扎破了这些天勉强维持的平静表象。
赵科长推了推眼镜，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但很快恢复了专业表情：“林峰同志，我理解您的情绪。但您的经历，不仅仅是个人的故事。它展现了我国缉毒干警的忠诚、勇敢和牺牲精神，对震慑犯罪、弘扬正气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部里的意思是，在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安排一些……”
“我不需要。”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我不需要被展示，不需要被讲述。我只是……完成了一个任务。”
病房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陈曦担忧地看着我，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那两名工作人员交换了一个眼神。
赵科长沉默了几秒，重新开口时，语气稍微缓和了些：“林峰同志，我明白您的想法。但现实情况是，您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完全回避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事件的正面引导。我们宣传局会全力协助您，做好信息发布和媒体应对工作。比如，可以为您准备一份统一的书面情况说明，安排一次有限度的、可控的集体采访，或者……”
“杨局长知道这些安排吗？”我突然问道。
赵科长顿了顿：“杨副局长目前主管业务工作，媒体宣传事务主要由我们宣传局和办公厅负责协调。当然，我们会充分听取杨副局长的意见。”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新的战场，而我对它的规则一无所知。
赵科长他们离开后，陈曦坐到我床边，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有些凉。
“你在发抖。”她轻声说。
我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右手正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不是疼痛引起的，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源于神经系统的应激反应。我用力握紧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试图用疼痛来抑制颤抖。
“他们想把我的伤口……展览出去。”我盯着窗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像博物馆里的标本，贴上标签，供人参观、赞叹、或者……消费。”
“不会的。”陈曦用力摇头，“杨局不会同意的，李老也不会。他们一定会保护你。”
保护？我苦笑着想，有些东西，是保护不了的。
当天下午，杨建国来了。他显然已经知道了宣传局的来访。
“老赵他们来找过你了？”他开门见山，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脸色不太好看。
我点点头。
“别理他们那套。”杨建国挥了挥手，像是要驱散什么令人不快的东西，“什么正面引导、社会意义……一堆空话。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身体养好。其他的，我来处理。”
“能处理得了吗？”我看着他，“赵科长说，话题讨论量已经超过五亿次。”
杨建国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沉默了片刻，才说：“舆论确实有点失控。判决公布后，周秉义和郑国栋的案子社会影响太大，你作为关键证人……被关注是难免的。但我们可以控制接触的渠道和方式。”
“他们想要我的故事。”我低声说，“可我的故事……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回忆。”
杨建国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理解，也有一种无奈的沉重。“林峰，我知道这很难。但你要明白，你现在不仅仅是你自己。你代表了所有在这条战线上奋战过、牺牲过的人。公众需要看到胜利，需要知道他们的守护者是什么样子——哪怕只是一个侧面，一个剪影。”
“所以我必须被展示？”我的声音里带上了自己都没察觉的讥讽，“像一个战利品？”
“不。”杨建国的回答斩钉截铁，“你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会疼会怕的人。没有人有权利把你当作战利品。”他顿了顿，语气放缓，“但你可以选择……如何讲述。哪怕只是选择沉默。”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噩梦的侵扰，而是一种更加清醒的焦虑。我打开陈曦带来的平板电脑——这是她为了方便我和外界有限联系而准备的，但一直很少使用。
手指悬在搜索引擎上方，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输入了“林峰 卧底”几个字。
页面弹出的瞬间，我几乎窒息。
成千上万条相关信息。新闻报道、专题分析、网络帖子、短视频……我的名字、照片、碎片化的“事迹”，像无数面破碎的镜子，映照出一个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形象。
在一段点赞超过百万的短视频里，一个情感主播用激昂的语调讲述着：“……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警官，隐姓埋名，深入毒窟，与魔鬼共舞！他的父亲也是缉毒英雄，牺牲在岗位上！这是怎样的传承！这是怎样的忠诚！”
评论区里一片沸腾：
“致敬英雄！”
“哭了，父子两代人都在守护我们。”
“想看更多细节，他是怎么取得毒贩信任的？”
“有没有纪录片？出书吗？”
但往下翻，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听说他卧底期间也参与过暴力活动，这怎么算？”
“这么年轻就经历这么多，心理会不会出问题？”
“炒作吧？现在什么事都能包装成英雄故事。”
“同意楼上，说不定是系统内部为了宣传造出来的典型。”
我的手指停在一条评论上：“我只想知道，他在被迫吸毒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真的能守住底线吗？”
平板电脑的屏幕暗了下去，映出我苍白而模糊的脸。
什么感觉？
恶心。眩晕。自我唾弃。恐惧自己会爱上那种虚假的解脱感。
但这些，我能说吗？我能对着镜头，对着千万双眼睛，说出这些真实却不堪的细节吗？就算我说了，他们会理解吗？还是只会把这些当作刺激的故事素材，咀嚼、消化，然后迅速寻找下一个热点？
我把平板电脑反扣在床头柜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陈曦从陪护床上惊醒，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
“没什么。”我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熟悉的水渍裂痕，“睡吧。”
但我睡不着。那些评论、那些标题、那些问题，像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在脑海里盘旋不去。
三天后，第一个实质性的“接触”到来了。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天气阴沉。赵科长又来了，这次他的表情更加凝重，身后还跟着一位穿着得体、气质干练的短发女性。
“林峰同志，这位是中央级权威媒体的资深记者，白记者。”赵科长介绍道，“白记者所在的媒体，希望做一期关于新时代缉毒干警的深度报道。部里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正面宣传机会。白记者经验丰富，非常专业，也理解您的特殊情况。她承诺采访会严格控制在三十分钟内，问题大纲也提前报审过。”
白记者上前一步，微笑着伸出手：“林警官，您好。久仰大名。请不要有压力，我们只是简单聊一聊，如果您觉得不舒服，随时可以停止。”
她的手温暖干燥，握手的力度适中。她的眼神看起来很真诚，带着职业性的专注，但不像有些记者那样充满猎奇的光芒。
我看了看杨建国——他今天也在，站在稍远一点的窗边，抱着手臂，脸色紧绷，但对我微微点了点头。看来这个采访，是经过高层协调后无法推脱的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