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江南水乡有个乌柳镇，镇东头有条三尺宽的小河，河上架着座石拱桥，过了桥便是镇上唯一一条青石板路。这条路走到尽头，拐个弯，就是李家祠堂改的私塾。
私塾先生姓季，单名一个诚字，四十来岁，瘦得跟竹竿似的，脸上总带着三分倦意。他是前清的秀才，民国了也不考功名了，就在镇上教书糊口。镇上人都说季先生书教得好，就是命太苦——娶妻三年，妻难产没了；续弦五年，又得痨病去了；如今只带着个十二岁的女儿，住在私塾后头两间漏雨的厢房里。
这年秋天，镇上出了件怪事。
先是打更的王老头说，半夜路过土地庙，听见里头有人哭。起初他以为是野猫叫春，没当回事。可连着三五天，那哭声越来越清楚，细听竟是好几个人的声音，有男有女，嘤嘤嗡嗡的，像在念叨什么。
王老头吓得不敢走那条路了。
接着是土地庙隔壁的豆腐坊赵家，他媳妇半夜起来磨豆子，说隔着墙听见庙里有拍桌子的声音，“啪啪啪”的，跟县太爷升堂似的。赵家的狗吓得钻在灶膛里一宿没敢出来。
这事传到镇上首富钱万贯耳朵里，他嗤笑一声：“土地爷要真能显灵，先把我那亏空的账房先生收了去。”话是这么说，他还是让长工给土地庙送了刀肉，烧了炷香。
九月十五这天夜里，季先生正在灯下批改学生的字帖。女儿已经睡了，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瓦檐上的水滴在石阶上，一声一声的。忽然，他听见外头有人敲门。
“咚咚咚”，三下，不轻不重。
季先生放下笔，撑着油纸伞去开门。门外站着个老头，穿着灰扑扑的长衫，戴着顶破草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先生行行好，借个宿。”老头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
季先生迟疑了一下。镇上就这一条街，往前再走半里地有家车马店，怎么大半夜的跑来敲私塾的门？可他看老头佝偻着背，浑身湿透，又不忍心赶人。
“进来吧。”他侧身让开，“柴房里有堆干草，您将就一晚。”
老头没去柴房，径直往堂屋走。季先生想拦，老头已经推开了门，站在了那张摆着孔子牌位的供桌前。
“季诚。”老头忽然叫他的名字。
季先生心里一紧：“您认识我？”
老头转过身，摘下草帽。季先生看清了那张脸——瘦得皮包骨头，颧骨高高突起，两只眼睛却亮得吓人，跟两盏灯似的。
“我不认识你。”老头说，“可你欠我的，你心里清楚。”
季先生愣住了。他教书十三年，清清白白，从不欠人钱财，更不欠人情债。可这老头的话，像根针似的扎在他心口上，让他莫名地心虚起来。
“我……欠您什么？”
老头没答话，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里头是一叠发黄的纸。他抽出最上面一张，递给季先生。
季先生接过一看，脸色瞬间白了——那是一张借据，写着“今借到刘氏纹银五十两，年息三分，三年归还”，落款处赫然写着他的名字，还按着红手印。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没借过钱！”
老头又抽出第二张，递过来。这回是一张婚书，上头写着季诚的名字，女方叫刘翠娥，
“刘翠娥……是谁？”
老头冷笑一声：“你当然不记得。光绪三十三年，你进省城赶考，在悦来客栈住了半个月。刘翠娥是客栈老板的女儿，你跟她说了多少甜言蜜语，许了多少山盟海誓，都忘了？”
季先生脑子里“嗡”的一声。光绪三十三年，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那年他确实去省城赶考，也确实在悦来客栈住了些日子。客栈老板有个女儿，圆圆的脸，爱笑，爱给他送热茶……可他当时一心只想考取功名，根本没往那方面想。考完试他就回了乌柳镇，再也没去过省城。
“我没……我没跟她说过什么。”他的声音发虚。
老头从怀里掏出第三张纸。这一张皱巴巴的，像是被眼泪泡过。上头只有一行字：“季郎，我等你。”
是女子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刚学会写字的人写的。
“她等你等到死。”老头说，“你走后三个月，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她爹把她赶出家门，她流落到邻县，在一户人家当洗衣婆。孩子生下来就没了，她也落了病。熬了两年，死在破庙里。临死前托人写了这封信，让我一定要找到你，问问你——还记得她吗？”
季先生的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我……我真的不知道……”他声音发抖，“我不知道她……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老头收起那些纸，又从怀里摸出一个账本，翻开，密密麻麻都是名字。
“吴县周生，光绪三十一年乡试，买通考官，挤掉了真正该中举的赵家儿子。那赵家儿子回家后投了河，周生如今在省城当律师，风光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