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蔼教授：吴劫你点透了这层逻辑！这就是“经”与“权”的辩证关系，“经”是不变的核心原则，“权”是灵活的执行策略。我国构建数据跨境法治协调机制，就是要在“经”的基础上谋“权”：比如在对接RCEP时，我们可以推动区域内数据跨境的“监管互认”，简化区域内企业的合规流程，这是“变”；但无论如何互认，都必须以我国的安全评估标准为基础，这是“不变”。这种思维，既打破了“固守旧法”的僵化，又避免了“无底线开放”的风险，正是中华法系智慧在现代数据法治中的体现。
第三部分：心理学与哲学——把握法治协调的人性与底层逻辑
和蔼教授：除了《易经》的辩证思维，我们还要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理解数据跨境法治协调的底层逻辑。首先从心理学角度看，各国之所以制定不同的数据跨境规则，本质是认知偏差导致的价值排序不同：欧盟将个人隐私权放在首位，源于其对人权保护的深度认知；美国强调数据自由流动，源于其科技企业的商业利益认知；而我国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源于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安全需求的客观认知。这种认知偏差，是国际规则碎片化的重要原因。
叶寒：教授，那从心理学角度，我们该如何化解这种认知偏差，推动国际规则的协调呢？
和蔼教授：这就需要运用心理学的共情原理。所谓共情，就是站在对方的价值立场上思考问题，找到利益交汇点。比如在与欧盟对接时，我们可以强调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民隐私的严格保护，与GDPR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在此基础上探讨规则互认；在与RCEP成员国合作时，我们可以强调数据跨境流动对区域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契合各国的发展需求。通过共情找到共同价值，才能打破认知壁垒，推动规则协调。这也是哲学上“和而不同”思想的体现——尊重各国的价值选择，又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秦易：教授，我想到了哲学上的“理一分殊”，是不是说，全球数据跨境治理的“理一”，是实现数据的有序流动与安全保护，而各国的规则设计，就是“分殊”，是不同场景下的具体应用？
和蔼教授：非常正确！“理一分殊”正是全球数据治理的底层哲学逻辑。无论各国的规则如何不同，其最终的“理一”，都是为了让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避免数据霸权和数据保护主义割裂全球数字市场。而我国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正是基于这一哲学逻辑，主张“尊重各国数据主权，推动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反对数据霸权和“长臂管辖”，这也是我国构建数据跨境法治协调机制的哲学根基。
从哲学层面看，数据跨境法治协调的本质，是处理“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对我国而言，既要维护本国的数据主权和安全（个体），又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互联互通（整体）；既要对接不同的涉外经贸规则（局部），又要坚守国内法治的核心底线（全局）。这种思维，既避免了“本位主义”的狭隘，又拒绝了“全球主义”的盲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选择。
第四部分：中国方案——构建安全与开放兼具的法治协调机制
和蔼教授：结合法理、《易经》智慧、心理学和哲学逻辑，我们最终要落地到“中国方案”的构建上。我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治协调机制，必须立足国家数据安全与对外开放双重战略，走“内外兼修、统筹兼顾”的道路。谁能结合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说说“内外兼修”具体该如何落地？
蒋尘：我认为“内修”就是完善国内法治体系，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配套规则，比如建立更科学的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明确不同类型数据的出境标准，简化合规流程；同时建立跨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让网信、海关、商务等部门形成监管合力。而“外修”，就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依托RCEP等区域经贸协定，推动区域内数据跨境规则的协调，同时推广《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提升我国在全球数据治理中的话语权。
和蔼教授：蒋尘的总结很全面，我再补充几点核心举措。第一，完善国内立法的精准规制，落实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对过境贸易、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等高频场景的非敏感数据，豁免不必要的申报义务，真正做到“抓大放小、宽严相济”；第二，推动区域规则的协同对接，以RCEP为基础，探索区域内数据跨境的“标准合同互认”“安全评估结果互认”，降低区域内企业的合规成本；第三，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主动对接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同时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数据霸权和“长臂管辖”，构建多元共治的全球数据治理秩序；第四，培育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发展数据合规认证、安全审计、争议仲裁等服务，为企业数据跨境提供专业支撑，形成“政府监管+市场服务”的双重保障。
许黑：教授，那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涉外经贸规则的衔接，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和蔼教授：最关键的抓手，是构建“可追溯、可核查、可问责”的数据可信流通体系。《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企业保障境外接收方的保护标准，而涉外经贸规则要求流动便利化，这两者的结合点，就是让数据跨境的全流程都处于监管之下——数据来源可确认，使用范围可界定，流通过程可追溯，安全风险可防范。通过这样的体系，既守住了国内法治的底线，又满足了涉外经贸规则的便利化需求，真正实现了“安全与开放”的平衡。
课堂小结：融古贯今，守正创新
和蔼教授：今天这堂课，我们从欧美数据安全港协议的案例切入，扎牢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理根基，用《易经》的“变易、不易、简易”破解了数据法治的协调难题，从心理学的共情原理和哲学的“理一分殊”把握了底层逻辑，最终落地到中国方案的构建。总结起来，数据跨境流动的法治协调，本质是一场“守正与创新”的博弈：守的是数据主权、国家安全、公民隐私的“正”，创的是规则衔接、机制适配、国际合作的“新”。
而这背后，更是中华法系智慧与现代法治精神的融合。从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到唐代的“守法而不变则衰”，再到今天的“法与时转、治与世宜”，中华法治文明始终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种智慧，正是我们破解数字时代数据治理难题的独特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法治学习者，我们既要学好现代法理，又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才能构建出符合中国国情、兼具国际视野的涉外法治体系，服务于国家数据安全与对外开放的双重战略。
课堂思考题
结合本节课所学的《易经》辩证思维与数据法治原理，谈谈在对接CPTPP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过程中，我国该如何把握数据跨境法治协调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