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六日凌晨两点十五分，东海省委家属院七号楼，谢文远的书房里。
灯光只开了书桌上一盏台灯，昏黄的光晕在深红色的实木桌面上投出一圈温暖的边界。谢文远坐在高背皮椅里，身体微微后仰，左手搭在扶手上，右手握着一部黑色手机。他的眼睛闭着，但眼睑下的眼球在快速转动——这是人在深度思考时的生理特征。
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十分钟前刘建明发来的加密信息：“任务完成。目标重伤，抢救中。执行者已安排离境。现场混乱，警方已封锁。”
每一个字他都反复看了三遍，像在咀嚼某种苦涩但必要的药。
任务完成。目标重伤。
林峰重伤了。
按道理，他应该感到轻松，甚至欣喜。那个在常委会上让他颜面尽失、抛出那些致命证据的人，那个打破东海多年来微妙平衡的闯入者，现在正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生死未卜。
但奇怪的是，谢文远心里并没有预想中的解脱感，反而升起一种更深的不安。这种不安像潮湿的雾气，悄无声息地渗进他的思绪，让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重的压力。
太顺利了。顺利得反常。
他了解林峰。从山河省到东海，这个退伍兵出身的官员，每次遭遇危机时的反应都像精密的军事行动——有侦察、有预案、有反击。去年在“华夏芯”流片期间，他布置的破坏计划被一一化解；几天前的常委会上，那些资金流向图、数据造假报告、王志刚的供词……每一件都显示林峰早就布好了局。
这样一个对手，会这么容易被一场仓促安排的刺杀放倒？
谢文远睁开眼睛，看向窗外。凌晨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只有远处路灯在树影间投下零星的光斑。他拿起桌角的固定电话，拨了一个内部短号。
“值班室吗？我是谢文远。今天晚上的突发事件，有详细报告吗？”
电话那头传来值班秘书恭敬但略带紧张的声音：“谢书记，我们正在收集信息。目前掌握的情况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林峰同志所住的三号楼发生枪击事件，有人受伤，但具体伤者身份和伤情，公安方面还没有正式通报。”
“现场是谁在处理？”
“省公安厅王猛副厅长亲自带队。听说……听说现场被封锁得很严，连120急救车进去都要层层检查。”
谢文远的眉头皱了起来。王猛，那是林峰的人。如果林峰真的重伤甚至死亡，王猛应该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而不是把现场封锁得这么严密。
除非……现场有不能让人知道的东西。
“继续关注，有任何新消息立刻向我汇报。”他挂断电话。
不安的感觉更强烈了。他起身在书房里踱步，皮鞋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从书桌到窗前五步，从窗前到书架七步，这个空间他走了十二年，每一步的距离都像刻在身体记忆里。
他需要验证。如果林峰真的重伤，那么现在应该是东海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的最佳时机。但如果这是个陷阱……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加密频道的视频请求，来电显示只有一个字母：G。
谢文远的瞳孔骤然收缩。G，代表“灰狐”。这个频道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启用。
他快步走到书架前，从第三排抽出一本《资本论》——书是空心的，里面藏着一部经过特殊加密的卫星电话。他接通视频，屏幕亮起，但对面是一片黑暗，只有一个经过处理的电子音：
“你那边的情况？”
“任务完成，目标重伤。”谢文远谨慎地回答，“但现场封锁严密，具体情况还需要核实。”
“威廉失联了。”电子音说，听不出情绪，“智利时间昨天晚上十点，他和特使会面后，按照计划应该销毁资料并撤离。但到现在已经超过八小时，没有发出安全信号。”
谢文远的心脏猛地一沉：“会不会是通讯故障？”
“我们检查了他所有的备用联络渠道，全部静默。他的私人飞机还停在圣地亚哥机场，但人不见了。”电子音停顿了两秒，“谢，我需要你评估——威廉的失联，和你那边的刺杀行动，有没有关联？”
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谢文远感觉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湿。威廉·陈，晨曦资本的合伙人，也是“灰狐”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资金通道。如果他出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灰狐”在华夏的整个网络都可能暴露。
“我……我需要时间核实。”谢文远的声音有些干涩。
“你没有时间了。”电子音冷了下去，“组织已经启动紧急预案。你的撤离方案在瑞士银行保险箱里，密码是你女儿的生日倒序。如果二十四小时内没有收到你的安全信号，我们会默认你已暴露，所有联络渠道将永久关闭。”
“等等——”谢文远想说什么，但视频已经断了。
卫星电话的屏幕暗了下去，书房里只剩下台灯昏黄的光。谢文远站在原地，握着电话的手在微微颤抖。撤离方案……女儿生日的倒序……这些他都知道，但“灰狐”主动提出，意味着形势已经危急到某种程度。
他放下电话，重新坐回皮椅里，双手捂住脸。冰凉的掌心贴着额头，能感觉到太阳穴在突突地跳。
必须做决定了。要么赌林峰真的重伤，他还有时间收拾残局；要么现在就启动撤离，放弃东海的一切，去瑞士那个小别墅度过余生。
但真的能安全撤离吗？威廉·陈失联了，谢浩在巴拿马……如果儿子已经被控制了呢？
他猛地睁开眼睛，抓起手机想给谢浩打电话，但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没有按下去。如果谢浩的电话已经被监听，这个电话就会成为最后的证据。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窗外的天色从浓黑转向深蓝，凌晨三点多了。
谢文远最终没有打出那个电话。他站起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本护照——不是他平时用的那本，是一本崭新的大溪地护照，名字和照片都是另一个人。又拿出一个U盘，里面是他这些年在海外准备的资产资料。
他走到书房角落，打开那个仿古的落地钟。钟摆后面有一个暗格，里面放着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打开，是一把车钥匙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东海港三号码头，B-17仓库。那里有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油箱是满的，后备箱有食物、水和现金。
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条退路。
但真的要走吗？就这么放弃三十年经营的一切？
谢文远盯着那把车钥匙，眼神复杂。良久，他重新合上暗格，把护照和U盘放回抽屉。再等等，等到天亮，看看林峰那边的确切消息。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坐回书桌前，拿起笔开始写一份“工作报告”——这是他的习惯，在重大压力下用工作来分散注意力。但今晚，笔尖在纸上划出的线条凌乱而无力。
同一时间，东海市西郊，中央第十巡视组驻地。
这是一栋独立的六层小楼，原先是省税务局的培训中心，现在被临时征用。凌晨三点四十分，三楼的一间谈话室里，灯光白得刺眼。
张为民坐在一张简单的木椅上，面前是一张空荡荡的桌子。他对面坐着两个人：巡视组组长严正华，以及一位负责记录的年轻纪检干部。房间没有窗户，墙壁是浅灰色的隔音材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安静。
“为民同志，不用紧张。”严正华开口，声音温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今天晚上请你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你是谢文远同志的秘书，跟了他很多年，对他的工作应该很了解。”
张为民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他穿着白天上班时的那套深色西装，但领带已经松开了，衬衫领口能看到汗渍。
“严组长，您想问什么……我一定如实汇报。”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好。”严正华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照片，推到张为民面前，“这个人，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王志刚，省商务厅外贸处原处长，现在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照片里的王志刚穿着看守所的号服，脸色憔悴，但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头。
张为民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认识……王处长，以前工作上有过接触。”
“仅仅是工作接触吗？”严正华又推出一份文件，“这是王志刚的供词节选。他说，曾通过多种方式向‘某位省领导秘书的亲属账户’输送利益，总额超过八百万元。这个秘书，就是你吧？”
张为民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
“为民同志，”严正华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炬，“你是老同志了，应该清楚组织原则。主动交代和被动查处，性质完全不同。你现在说，算配合调查；等我们查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