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学术研讨”持续了四十分钟。结束时，顾清晏合上笔记本，看着孙振邦，轻轻说了一句：“您研究的这些东西，本可以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可惜了。”
说完，她起身离开，没有再看孙振邦一眼。
但就是这句话，让孙振邦整个人僵在那里。
“本可以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可惜了。”
十二个字，像十二根针，扎进他心里最痛的地方。
是啊，他本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用自己的智慧为国家规避风险、完善政策。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智慧卖给魔鬼，换取那点可怜的利益和虚妄的成就感。
门关上后，审讯室里再次只剩下他一个人。但这一次，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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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上午，看守所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放风”。
说是放风，其实是在监控下，让孙振邦在会见室看一些东西。没有审讯人员在场，只有两名看守民警。
民警先递给他一个信封：“这是你女儿从加拿大寄来的信。经过检查，没有违禁内容，你可以看。”
孙振邦的手颤抖起来。他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撕开。里面只有一页纸，字不多：
“爸：
听说您出事了。我咨询了律师，情况不乐观。
妈如果知道，会很难过。
保重身体。
晓雯
6月3日
信很短，语气冷淡，但还是叫他“爸”，还是提到了母亲。孙振邦的眼泪掉下来，滴在信纸上，模糊了字迹。
民警又递给他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是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南山公墓李淑珍的墓碑，碑前摆着一束新鲜的百合花，墓碑擦得干干净净；第二张是墓地周围的近景，没有杂草，石板路清扫过；第三张是远景，可以看到整个墓区整洁有序。
“这是辖区民警例行巡查时拍的。”民警平静地说，“公墓管理方说，你妻子的墓地一直有人缴费维护，没有荒废。”
孙振邦盯着照片，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想起了妻子临终前的话：“咱们清清白白做人，踏实。”
他清清白白了吗？没有。他踏实了吗？更没有。
他辜负了妻子的期望，疏远了女儿，背叛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他这一生，到底活成了什么样子？
平板电脑自动播放下一组照片。那是他年轻时的照片——在课堂上讲课，在学术会议上发言，带研究生做课题，和同事讨论问题。照片里的他，眼睛里有着对知识的渴望，有着学者的纯粹。
最后一张照片，是财经大学官方网站的截图，上面是他被撤销教授职称、开除公职的公告。红色的大字，刺眼得让人不敢直视。
从受人尊敬的教授，到阶下囚。
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孙振邦瘫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他抱着头，肩膀剧烈地抖动，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
民警没有催促，静静等着。
十五分钟后，孙振邦抬起头，满脸泪痕，但眼神变了——不再是困兽般的警惕，而是一种彻底崩溃后的空洞。
“我说。”他声音嘶哑，“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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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下午三点，省检察院、公安厅、国安厅、审计厅的联合办案组在看守所会议室紧急集合。
孙振邦开始全面交代。这一次，他不是挤牙膏式地回答问题，而是主动地、系统地讲述。
他供出了一个以“华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为幌子的网络。这个研究会表面上是民间学术组织，定期举办研讨会、发布研究报告、承接政府咨询项目，但实际上是为境外势力物色和发展“白手套”的平台。
“研究会成立于2010年，最初确实是做学术的。”孙振邦的精神状态很奇怪，既崩溃又清醒，像是把灵魂抽离出来审视自己的过去，“但2013年以后，有人渗透进来。他们不直接控制研究会，而是通过资助课题、邀请参加国际会议、帮助发表论文等方式，慢慢筛选和拉拢合适的人。”
“什么样的人算‘合适’？”主审的陆明远问。
“几种类型。”孙振邦机械地回答，“第一种，有专业知识但经济压力大的学者，比如要买房、子女出国留学需要钱的；第二种，即将退休或有失意感的官员，想找‘第二春’的；第三种，在媒体或智库工作、有影响力但收入不高的人。”
他列出了一个十七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三名高校教授、两名退休厅级干部、四名媒体主编或资深记者、五名智库研究员、三名律师。
“我的角色是‘学术把关’。”孙振邦苦笑，“他们看中我的专业眼光，让我评估哪些人有潜力成为‘白手套’，哪些人只是贪财但不可靠。我也会帮他们设计一些看似合法的资金通道和合同模板。”
他详细交代了每个人的拉拢过程、合作方式、利益分配。每交代一个人，记录员就快速记录，旁边的国安干警立即开始核实。
“那‘收割者’呢？”陆明远问出最关键的问题，“你和他怎么联系？”
孙振邦沉默了几秒：“我没有直接联系过他。所有指令都通过加密邮件或者中间人传达。但我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说。”
“他的真名可能叫大卫或者戴维，英文名是David。”孙振邦回忆，“有一次，中间人喝多了说漏嘴，提到‘David在华尔街干过，也在香港混过’。这个人极度自负，认为华夏的监管者都是蠢货，他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
“中间人是谁？”
“一个叫‘老徐’的人，五十多岁，自称是做进出口贸易的，但我怀疑那是假身份。”孙振邦说，“我们见过三次面，都在深圳。他给我现金，我给他报告。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十月，之后就没联系了。”
“联系方式？”
“一个境外的加密邮箱，每次用完就废弃。还有一次性的加密通话卡。”
虽然还是没有直接线索，但“David”、“华尔街”、“香港”这些信息，已经大大缩小了范围。国安厅的干警立即开始排查。
孙振邦的交代持续了六个小时。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整个人像被掏空了，瘫在椅子里，眼神涣散。
陆明远看着厚厚的笔录，心里明白：这个案子，终于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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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晚上十点，林峰在办公室收到了孙振邦全面交代的简报。
他快速浏览着那十七人的名单和详细信息，眼神凝重。这个网络比想象的更广、更深。特别是那两名退休厅级干部和四名媒体人，如果真如孙振邦所说长期为境外提供情报，那危害就大了。
杨学民敲门进来：“省长，国安厅和公安厅已经行动了。那十七人中，在东海省内的六人已经被控制，其余十一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已经通报当地国安和公安机关。”
“注意方式方法。”林峰说，“特别是媒体人，证据要确凿，程序要合法。”
“明白。”杨学民顿了顿，“另外，秦风队长从马来西亚传回最新消息。”
“说。”
“确认‘收割者’藏在槟城的私人庄园，庄园主人是当地一位有影响力的拿督。但有个新情况——”杨学民把加密平板递过来，“三天后，吉隆坡将举办一场‘亚洲金融科技与安全论坛’，‘收割者’已经确认参加，用的是化名‘迈克尔·陈’，身份是新加坡某投资公司的顾问。”
林峰看着论坛的日程安排和嘉宾名单。“迈克尔·陈”的名字在第三天的分组讨论环节，主题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挑战”。
“论坛是半公开的，媒体可以进入部分环节。”杨学民补充，“秦风队长的建议是，这可能是最好的抓捕机会。在公共场合，目标警惕性会降低，而且论坛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便于我们的人员混入。”
林峰思考着。吉隆坡，马来西亚首都。马来西亚与华夏有司法协助协议，如果能在那里实施抓捕，再通过正式渠道引渡，是合法合规的路径。
但风险也大。论坛现场人多眼杂，“收割者”肯定有防备。一旦失手，就可能打草惊蛇，让他再次逃脱。
“回复秦风。”林峰做出决定，“同意在吉隆坡行动。但必须周密计划，做好预案。我需要详细的行动方案，二十四小时内报给我。”
“是。”
杨学民离开后，林峰走到窗前。夜色中的东海，灯火如星。
孙振邦的防线终于崩溃，国内网络正在被清除。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收割者”。
大卫，或者戴维。华尔街出身，香港混过，极度自负。
这样的人，会在吉隆坡的论坛上，露出破绽吗？
林峰不知道。但他知道，猎手已经布好了网，等待猎物出现。
而猎物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踏入的，不是展示智慧的舞台，而是终结逃亡的战场。
窗外，夜风吹过，带来远处海浪的声音。
那是大海的声音，也是时间流动的声音。
三天后，吉隆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