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时间，十月十日上午九点整。
欧洲能源论坛中心的穹顶会议厅里，来自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陆续落座。椭圆形的主席台后，深蓝色的背景板上用中、英、德三语写着：“全球电池可持续发展倡议首次筹备会议”。
周岚坐在华夏代表团的首席位置。她今天穿了身藏青色套装，配了条淡青色丝巾，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妆容精致但不张扬。右手边是代表团的技术顾问——刚从国内赶来的温知秋，以及外交部欧洲司的一位副司长；左手边是翻译和记录员。
会议厅很大，能容纳三百人，但今天只坐了不到一半——这是筹备会议，只邀请了核心参与方：欧盟能源总署、德国经济与能源部、法国生态转型部、瑞典环境部等官方机构；国际能源署（IEA）作为观察员列席；产业界则包括大众、宝马、奔驰、宁德时代、“华夏芯”等企业的代表。
周岚的目光扫过会场。她在几个关键面孔上稍作停留：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副部长汉斯·穆勒（与大众那位采购副总裁同名，但不是同一人），五十多岁，金发稀疏，以务实着称；法国代表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官员，表情严肃，据说对环保标准极为苛刻；瑞典代表很年轻，不到四十，是典型的北欧环保主义者。
然后，她的目光停在会场后排的一个角落。
戴维·米勒坐在那里，面前摆着“独立智库专家”的桌牌。他今天穿了身深灰色西装，没打领带，显得随意而专业。当周岚看向他时，他微微颔首，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周岚礼貌地回以点头，然后收回视线。她知道米勒会来——作为“战略与国际分析中心”的研究员，他有足够的理由列席这种级别的国际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放松警惕。
九点十五分，会议开始。
欧盟能源总署署长、德国人沃尔夫冈·施密特主持会议。他六十五岁，头发银白，说话带着浓重的柏林口音：“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柏林。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讨论一个关乎全球能源转型未来的重要议题——如何建立电池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规则。”
他顿了顿，看向周岚：“作为倡议的发起方，华夏代表团准备了详细的框架草案。现在，我们有请华夏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周岚女士，介绍《电池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框架（草案）》。”
会场里响起礼节性的掌声。
周岚站起身，走到发言台前。她没有立刻开口，而是先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高度——这个小动作让她有几秒钟时间平复呼吸，同时观察会场反应。
“尊敬的施密特署长，各位代表，各位同事。”周岚的声音通过同声传译系统传遍会场，清晰而沉稳，“三周前，在日内瓦的一次能源对话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绿色能源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技术创新不应成为新的污染源头。这个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也促成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她点击遥控器，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框架草案的封面。设计简洁，只有中英文标题和一幅地球与电池结合的抽象图案。
“《电池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核心思想很简单：从原料开采，到生产制造，到使用回收，再到最终处置，电池的每一个环节都应有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标尺。”周岚翻到下一页，“具体包括四个支柱——”
“第一支柱，绿色开采标准。”屏幕上出现内蒙古盐湖、土耳其天然碱矿的图片，“我们建议建立国际认可的矿山环境评估体系，包括水耗、能耗、生态修复、社区影响等指标。开采企业需定期披露数据，接受独立审计。”
会场里有人开始记录。
“第二支柱，生产碳足迹追踪。”画面切换到电池工厂，“建立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碳核算方法，推动生产环节的清洁能源使用和能效提升。我们建议，到2030年，电池生产的单位碳排放应在2025年基础上降低百分之四十。”
法国代表举手：“周司长，这个目标是否过于激进？欧洲许多工厂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所以是目标，不是强制要求。”周岚微笑，“但我们相信，有目标才有方向。华夏的企业已经在行动——宁德时代在福建的工厂，百分之七十的电力来自光伏和风电；‘华夏芯’在上海的新产线，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余热回收系统。”
温知秋在座位上微微点头。这些数据是她连夜整理出来的。
“第三支柱，梯次利用与回收体系。”周岚继续，“电动汽车电池退役后，仍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容量可以用于储能等梯次利用。我们建议建立国际统一的电池健康状态评估标准，推动梯次利用市场规范化。对于最终报废的电池，回收率应不低于百分之九十五，关键材料回收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瑞典代表举手：“回收率百分之九十五，技术上可行吗？”
“可行。”周岚肯定地说，“华夏已经有企业做到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建议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电池生产企业必须负责产品的回收处理，这会倒逼他们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回收便利性。”
会场里响起低声讨论。
“第四支柱，国际认证互认机制。”周岚翻到最后一页，“各国可以基于本国实际制定标准，但需要通过多边协商，建立相互认可的认证体系。避免重复检测、重复认证，降低企业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
她放下遥控器，环视全场：“这四大支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它不是最终规则，而是讨论的起点。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多边工作组，用一年时间制定具体细则。在此期间，各国和企业可以自愿参与试点，积累经验，完善方案。”
发言结束。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掌声响起——比开场时热烈许多。
周岚回到座位。温知秋低声说：“讲得很好。”
“才开始。”周岚轻声回应。
接下来是讨论环节。果然如预期，欧盟内部态度分化明显。
德国代表汉斯·穆勒首先表态：“框架的思路很全面，特别是碳足迹追踪和回收体系，这与德国的‘工业4.0’和循环经济战略高度契合。我们支持尽快成立工作组，开始细则制定。”
法国女官员紧接着发言，语气谨慎：“环保标准必须严格。我注意到框架中提到‘基于本国实际’，这会不会成为降低标准的借口？我们建议，至少要有最低限度的全球统一标准。”
北欧三国代表——瑞典、丹麦、挪威——立场接近，都强调环保和气候目标，但对产业机会关注不多。
东欧国家则不同。波兰代表直言不讳：“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框架会不会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东欧有很多电池材料生产企业，如果标准太高，我们可能达不到，会不会失去市场？”
周岚逐一回应，语气平和但立场坚定：“统一标准不是‘一刀切’，而是‘最大公约数’。工作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找到这个公约数——既保护环境，又促进发展，不让任何国家掉队。”
讨论进行到十一点，会场气氛逐渐热烈。
就在这时，后排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我可以提问吗？”
所有人转头。戴维·米勒举着手，脸上挂着学者式的微笑。
施密特署长点头：“当然，米勒博士。”
米勒站起身，没有走向发言台，就在座位上开口，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会场：“感谢周司长的精彩介绍。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全球能源治理的学者，我有一个困惑。”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周岚：“这个框架草案非常完善，理念也很先进。但恕我直言，它缺乏一个关键要素：强制约束力。如果某个国家或企业不遵守这些标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没有 ces（后果），再好的规则也只是纸上谈兵。”
问题很尖锐，直指国际治理的核心难题。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周岚。
周岚没有立刻回答。她端起面前的水杯，轻轻抿了一口——这个动作让她有十秒钟时间思考。放下水杯时，她脸上重新浮现从容的微笑。
“米勒博士的问题很好。”她说，“这确实是国际规则制定中最棘手的部分。但我想先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强制约束力？”
米勒微微挑眉。
“因为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周岚继续说，“单纯依靠强制和惩罚，往往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引发对抗。真正的可持续，应该源于共识和共同利益。”
她站起身，走到会场中央，这个动作让她成为全场焦点。
“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思考：如何让各国和企业愿意遵守规则？”周岚的目光扫过会场，“答案就在框架本身——通过绿色开采，企业可以降低环境风险，获得社区支持；通过碳足迹追踪，企业可以优化流程，降低成本；通过梯次利用和回收，企业可以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通过认证互认，企业可以更容易进入全球市场。”
她看向米勒：“遵守规则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框架的底层逻辑——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商业上最明智的选择。”
会场里响起一片赞同的低语。
米勒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点头：“很精彩的回答。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些国家就是不愿意参与呢？或者，他们口头支持，实际不执行？”
“这就是工作组的意义。”周岚回到座位，“一年的时间，不是用来吵架的，而是用来实践和示范。我们会在华夏选择几个试点地区，全面实施这套框架，公开所有数据，接受国际监督。如果证明可行，相信会有更多国家加入。”
她顿了顿，补充道：“至于那些始终不愿意参与的国家……他们可能会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因为消费者会用脚投票，投资者会用钱投票。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回答滴水不漏，既展现了开放态度，又暗含了现实压力。
米勒没有再提问。他微微欠身，坐下了。
上午的会议在十二点休会。下午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工作组的具体构成和工作计划。
午餐安排在场外的自助餐厅。周岚和温知秋拿了餐盘，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刚坐下，德国代表汉斯·穆勒就端着盘子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