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合肥科学岛EAST控制室。
谢耘站在主控台前，左手腕的绷带已经拆除，只贴着一块医用敷料。他看着屏幕上滚动的参数，眼神专注得像在检阅一支即将出征的军队。身后，二十多名研究人员各司其职，键盘敲击声、仪器嗡鸣声、低声交流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压下的有序氛围。
“谢老，等离子体电流上升到800千安。”一个年轻研究员汇报。
“继续保持。”谢耘目不转睛，“约束时间目标是多少？”
“一百二十秒。”
“开始倒计时。”
控制室里响起平稳的电子音：“实验开始，T-60秒，59，58……”
这是EAST装置本月的第七次实验，也是谢耘遇险后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外界并不知道，那场惊心动魄的袭击反而激起了这位老科学家更强烈的斗志——他用加班工作来对抗恐惧，用实验数据来证明决心。
“T-30秒，等离子体密度稳定在每立方米3.5×102?。”
“T-10秒，加热系统功率提升至80兆瓦。”
谢耘的手心微微出汗。每次实验到这一刻，他都会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参与托卡马克实验时的场景。那时候，华夏的聚变研究刚起步，设备简陋，经费紧张，但所有人眼里都有光——那是相信未来、相信科学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光。
三十年过去了，那束光还在。
“实验开始！”
屏幕上，代表等离子体电流的曲线开始攀升，温度、密度、约束时间的参数同时跳动。控制室里安静得只剩下仪器的声音，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百秒。等离子体约束已经突破EAST的历史记录。
一百一十秒。曲线依然稳定。
一百一十五秒。加热系统功率开始波动。
“稳住！”谢耘低喝。
操作员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快速调整参数。三秒钟后，波动平息。
一百二十秒。
“目标达成！”控制室里爆发出欢呼。年轻的研究员们相互击掌，有人眼眶湿润。一百二十秒，1.2亿度高温等离子体约束，这意味着华夏在惯性约束聚变领域，再次走到了世界前列。
谢耘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才感觉到左手腕传来的隐隐作痛。他拿起水杯喝了口水，声音依然平稳：“记录所有数据，特别是最后五秒的功率波动原因。另外，准备下一轮实验的参数调整方案。”
“谢老，您不休息一下？”助理关切地问。
“没时间休息。”谢耘看了眼日程表，“明天要去京城，参加聚变商业化路线图的研讨会。我得把今天的数据分析完，带去当论据。”
助理欲言又止。他知道，谢耘口中的“研讨会”，实际上是学术界一场关于聚变未来的激烈论战。而谢耘，是主张“工程带动科研、提前布局商业化”的主要旗手。
这场论战，将决定华夏聚变能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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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京西宾馆三层会议室。
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坐了四十多人，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他们是华夏核聚变领域的顶级专家——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工程物理研究院、清华、北大、中科大的资深院士、学科带头人，以及国家能源局、科技部、发改委的相关官员。
气氛凝重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会议主持人、中科院副院长褚秉燊七十五岁，头发全白，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他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我们讨论的议题很明确：华夏要不要、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启动聚变能的商业化路线图。请各位畅所欲言，但要有理有据。”
话音刚落，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资深院士傅启明就举手发言：“我先说。我认为，现在谈商业化，为时过早！”
傅启明七十八岁，是华夏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说话声如洪钟：“我们连‘科学可行性’都还没完全验证，EAST最高约束时间才一百二十秒，离商业运行需要的连续稳定约束差得远。这时候投入巨资搞商业化，是浪费国家资源！”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几位老院士点头附和。
“我同意傅院士。”北大物理学院的老教授裴行远接话，“聚变研究应该遵循科学规律，先解决基础物理问题，再谈工程应用。现在国际上的主流路线还是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参与国际合作，而不是另起炉灶。”
谢耘耐心等两位前辈说完，才缓缓开口：“傅院士、裴教授，我尊重二位的意见。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等所有科学问题都解决了再启动工程，我们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
他调出投影仪，幕布上出现一张全球聚变研究进展图：“大家看，美方的国家点火装置（NIF）去年实现了能量净增益1.5倍，虽然只是惯性约束的瞬间点火，但证明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欧方也在推进DEMO（示范堆）的概念设计，计划2035年开建。日本、韩国、印度都在加快布局。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等ITER出结果再行动，会错过整个战略窗口期。”
“谢总师说得对。”清华工程物理系的教授叶砺接过话头，他是中生代科学家的代表，四十八岁，思维活跃，“聚变研究现在到了‘工程带动科研’的阶段。很多问题，比如第一壁材料、氚自持、远程维护，不在工程实践中去解决，光靠实验室模拟是没用的。我们必须启动自己的示范堆项目，在干中学。”
“说得轻巧！”傅启明拍了下桌子，“一个示范堆要多少钱？至少五百亿！这些钱从哪里来？如果失败了，谁来负责？”
“傅老，当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谢耘平静回应，“钱可以分批投入，风险可以分散承担。但如果我们因为怕失败就不敢向前走，那才是最大的失败。”
会议室里分成两派，争论越来越激烈。
支持派以谢耘、叶砺等中生代科学家为主，他们认为聚变能是未来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华夏必须提前布局，不能等别人成熟了再来追赶。他们主张启动“CFETR（华夏聚变工程实验堆）”项目，为后续的商业示范堆积累经验。
反对派以傅启明、裴行远等老院士为主，他们认为聚变技术还不成熟，巨额投入风险太大，应该先把资源放在更现实的新能源领域，比如光伏、风电、钠电池。他们担心“聚变大跃进”会挤占其他领域的经费。
双方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林峰坐在主位旁边，一直没说话。他面前摊开着笔记本，偶尔记录几句，更多时候是观察——观察每个人的表情、语气、肢体语言。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在重大决策前，先听，再看，最后才说。
会议开到下午一点，暂时休会用餐。专家们三三两两走出会议室，还在走廊里争论不休。
“林主任，您看这……”褚秉燊走到林峰身边，苦笑，“两边都很有道理，很难抉择啊。”
“褚院长，下午的会，我想调整一下议程。”林峰说，“不继续争论‘要不要’，而是讨论‘如果要，该怎么走’。请双方各自准备一个具体方案，包括技术路线、时间表、经费需求、风险评估。”
“这……”褚秉燊犹豫，“怕是更难达成共识。”
“不要共识。”林峰合上笔记本，“要选择。国家战略，不能等所有人都同意才行动。我们要做的，是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做出最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选择。”
褚秉燊明白了，郑重地点头：“好，我这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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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会议继续。
按照林峰的建议，双方各自陈述方案。
支持派由谢耘主讲，他展示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CFETR项目概念设计方案》。方案提出，用十年时间（2028-2038），投资三百亿元，建设一座热功率500兆瓦的聚变工程实验堆。目标是验证氚自持、长脉冲运行、远程维护等关键技术，为2035年启动示范堆项目奠定基础。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小步快跑’。”谢耘解释，“我们不追求一步到位建商业堆，而是通过CFETR解决工程难题，降低后续风险。经费方面，可以分三期投入，每年三十亿，对国家财政压力不大。”
反对派由傅启明主讲，他展示了另一份方案：《聚变基础研究强化计划》。方案主张，未来十年继续加大对EAST等实验装置的投入，同时深度参与ITER项目，学习国际经验。等ITER在2035年达到“能量增益10倍、持续400秒”的目标后，再根据情况启动本国示范堆。
“这个方案更稳妥。”傅启明说，“聚变是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我们应该做时间的朋友，而不是赌徒。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先夯实基础，再谈应用。”
两个方案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等林峰表态。
林峰站起身，走到投影幕布前。他没有看任何一方，而是调出了另一份图表——全球能源消费增长预测。
“各位，我们先看一组数据。”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比现在增长50%。而现有能源结构——化石燃料占78%，核裂变占10%，可再生能源占12%——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更无法实现碳中和目标。”
他切换图表：“聚变能的潜力，是同等质量燃料释放能量是核裂变的四倍，是化石燃料的千万倍。一升海水中的氘，通过聚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三百升汽油。如果我们能掌握这项技术，人类将彻底摆脱能源束缚。”
“但是，”傅启明忍不住插话，“技术还不成熟……”
“所以我们要让它成熟。”林峰转身，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各位，我想问一个根本问题：国家投入科研，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发表论文，还是为了改变世界？”
没人回答。
“我认为，是为了后者。”林峰继续说，“聚变能是战略前沿，是未来国与国竞争的制高点。在这个领域，国家可以容忍技术失败，但不能容忍战略缺席。如果我们因为怕失败就不敢投入，等别人成功了，我们连追赶的机会都没有。”
他走到谢耘和傅启明中间：“两位的方案，各有优点。但我想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三步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