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四九城，胡同里的积雪刚化尽，，刘光鸿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往教部走，一路听见不少新鲜事。
钟表铺的李师傅把蒙尘的修表工具摆出来，街角的新华书店排起长队，《数理化通解》刚上架就被抢空。
连以前总爱说“读书无用”的三大爷，都拎着孙子的书包往新学校送，嘴里念叨着“得让娃多认俩字”，因为刘光鸿的举动，无疑给这片街道的人提醒，以后是读书人的时代。
迎面碰见买菜回来的三大妈，篮子里除萝卜白菜，还多一本《小学生字典》，“刘部长，您看这光景，比去年亮堂多，我那小孙子，以前他可就知道掏鸟窝，现在居然会问学习。”
刘光鸿笑着接话：“这就对，鸟窝掏多手疼，钓鱼有危险，还不如写字陶冶情操的好。”
教育改革的春风一吹，最先“冒头”的是那些被遗忘的知识分子，各自归位，只要证明有能力，不是什么大问题，基本都回来。
那位曾在砖窑厂搬砖的北大高材生，如今成为高中部的数学年级组长，还是出题组老师。
每天上课，他都会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学生，粉笔灰落下来，像给他戴顶白帽子，逗得学生们直笑，不过他总会一笑而过，仿佛是在看某位故人。
厂子弟学校的物理候老师，前两年还在机械车间拧螺丝，现在重新拿起教案，他给学生们讲发电机原理，直接把厂里的旧电机拆除，喊着学生们搬进教室，油污蹭满手。
他却笑得比谁都欢，让其他学生一起看：“你们看，这转子一转就发电，跟你们的脑子一样，越用越灵光，那么接下来一起学会画线路图！”
最让人唏嘘的是教外语的周老师，她曾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被下放到农场喂猪，如今重回课堂，第一节课没讲语法，而是教学生们唱歌，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却透着股韧劲儿。
伍先生拄着拐杖，看着校园里穿梭的老师，眼里闪着光，“这些人啊，就像被埋在土里的种子，只要给点阳光雨露，立马就生根发芽，光鸿，国家确实是需要你的改革，培养人才。”
刘光鸿挠挠头：“我就是撬块石头，加快发展进程。”
知识分子归位，像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各行各业都活过来，连黑市都再次活跃起来，已经有人偷偷在摆摊。
机械厂的技术员老周，以前天天被派去扫地，现在重新坐进绘图室，他画的第一张图纸，是改良后的风力发电机。
技术科科长拍着他的肩膀笑：“老周，你这脑子，还真不错，没报废！”
食品厂的研发组请回当年的宫廷糕点师傅，现在老师傅带着徒弟们琢磨新配方，把西北的枸杞、南方的椰丝混进面包里，烤出来的点心甜而不腻。
供销社的货架刚摆上就被抢空，有个年轻徒弟嘴甜：“师傅，您这手艺，藏着掖着太可惜，那些贵人吃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