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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深夜。上海法租界，杜公馆书房。
窗外飘着细雨，淅淅沥沥，打在玉兰树的叶子上，沙沙作响。
法租界的夜被雨幕隔成两个世界——外面是霓虹隐约的十里洋场，里面是一室昏黄的灯光。
书房不大，却布置得极有讲究。靠墙是一排红木书架，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混杂在一起。书案上放着一方端砚，一支狼毫，还有一盏青瓷的茶盏。墙上挂着一幅字，是于右任的手笔——“天地正气”。
杜月笙坐在书案后的太师椅上，手里捧着一盏茶，却半天没有喝。
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雨幕上，不知在想什么。
司徒美堂坐在他对面的藤椅上，一身灰布长衫，手里捏着一串檀木佛珠，一颗一颗地捻着。他刚从香港赶来，风尘仆仆，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
张宗兴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盏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喝，只是望着窗外的雨，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
三个人，一盏灯，一窗雨。
沉默了很久。
杜月笙忽然开口，声音低沉而缓慢：
“宗兴，你说说，这盘棋，下到哪儿了？”
张宗兴转过头，看着他。
杜月笙的脸在灯光下半明半暗，看不出表情，但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东西。
他想了想，说：
“八千卿卫军，到了两千三。剩下的还在路上，最快半个月，最慢一个月，都能到。”
杜月笙点了点头。
“留学生那边呢？”
“七个，都安顿好了。陈怀远的伤，养得差不多了，再过几天就能下床。”
杜月笙又问：“日本人那边，有什么动静？”
张宗兴沉默了一秒，然后说：
“梅机关的人，在查婉容。”
杜月笙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司徒美堂捻佛珠的手停了下来。
“查到什么了？”
张宗兴摇了摇头：
“还不清楚。但婉清在盯着，有消息会第一时间报过来。”
杜月笙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
“这盘棋，越来越不好下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雨幕。
“上海滩这潭水，比你走的时候更深了。日本人占了虹口、闸北，租界成了孤岛。表面上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背地里，到处都是眼睛。”
他转过身，看着张宗兴：
“工部局那帮洋人，现在是两边讨好。英国人不想得罪日本人，美国人不想得罪中国人，法国人只顾着做生意。咱们这八千兄弟进来，就像往水里扔了一块石头，想不激起浪花都难。”
司徒美堂缓缓开口：
“不止是上海。”
他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让人不得不听的分量。
“我在香港，看得更清楚。欧洲那边，德国人磨刀霍霍，英国人自顾不暇。一旦欧洲打起来，他们在远东就更顾不上咱们了。到那时候，日本人没了顾忌，会更肆无忌惮。”
张宗兴看着他，问：
“司徒先生，您觉得，欧洲会打起来吗？”
司徒美堂捻着佛珠，缓缓说：
“会。而且不会太久。”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远：
“我在英国和德国都有朋友。他们传来的消息，两边都在备战。希特勒那个人，野心太大，不会满足于现在的地盘。英国人那个张伯伦，一退再退，退到最后，就没路可退了。”
杜月笙走回书案后，重新坐下。
“老司徒说得对。欧洲一乱，咱们这边就更难了。日本人会更疯狂，英美会更退缩。到那时候，上海这地方——”
他没有说下去，但谁都明白他的意思。
到那时候，上海这座孤岛，可能会被彻底淹没。
张宗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问：
“那咱们怎么办？”
杜月笙和司徒美堂对视一眼。
杜月笙开口：
“宗兴，你这两年，在延安待过，在敌后打过仗，在关外闯过。你比我们更清楚，这仗，该怎么打。”
他看着张宗兴，目光很深：
“我们这两个老头子，能做的，就是在后方撑着。钱、人、关系、地盘，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但往前冲的事，得靠你自己。”
司徒美堂接过话：
“八千卿卫军，是你的人。那些留学生，是你的种子。那三个姑娘，是你的帮手。你手里现在有兵，有将，有粮，有情报。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力量，拧成一股绳。”
他捻着佛珠，一字一句说：
“宗兴，这盘棋，你是执棋的人。我们两个，最多算在旁边递棋子的。”
张宗兴看着他们，看着这两张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苍老、却格外坚定的脸，心里涌起一阵热流。
“杜大哥，司徒老哥，我……”
杜月笙摆了摆手：
“别说那些客套话。我们帮你，不紧因为你有多能干，是因为——”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
“是因为你是少帅的兄弟。也是我们的兄弟，你心里，装着这片山河。”
司徒美堂点了点头：
“你在前线拼过命，流过血，没辜负那些把命交给你的人。”
张宗兴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