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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夜。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杜公馆。
今夜杜公馆灯火通明。
门前的汽车排了半条街，黑色的、墨绿的、暗红的，一辆辆在路灯下泛着幽光。穿制服的司机们三三两两蹲在车旁抽烟，用各种口音低声交谈——宁波话、苏州话、山东话，偶尔夹几句洋泾浜英文。
黄铜门灯映着大理石台阶，铺着红毯，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街边。
男人们穿着笔挺的西装或长衫，挽着珠光宝气的女伴，在门前递上烫金请柬，笑语盈盈地走进去。
门僮接过衣帽，递上号码牌，动作行云流水，像排演过千百遍。
杜公馆的大厅今夜打通了，水晶吊灯从三层楼高处垂下来，千百片棱镜折射着烛火和电灯的光，把整个大厅照得如同白昼。留声机放着软绵绵的爵士乐，萨克斯风慵懒地打着转，像这黄浦江上的夜雾。
大厅里已经聚了不少人。
几个洋行买办聚在东边角落，手里端着威士忌，低声谈论着最近英镑的涨跌和工部局的人事变动。
一个胖墩墩的犹太商人夹在中间，不时插几句上海话，惹得众人发笑。
靠近花园的露台上，几位太太小姐围坐在一起，扇子轻摇，笑语盈盈。
一个穿墨绿旗袍的女人靠在栏杆上，手里夹着细长的烟，烟雾袅袅地散进夜色里。
她的旗袍开叉开得很高，露出一截白腻的小腿，脚上是一双镶钻的高跟鞋，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听说杜先生今晚请了个贵客。”她吐出一口烟，声音慵懒，带着点漫不经心。
旁边的年轻女人凑过来，压低声音：“什么贵客？”
墨绿旗袍的女人弯了弯嘴角，没说话，只是用烟嘴点了点大厅中央的方向。
年轻女人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看见杜月笙正和几个老头子说话，旁边站着一个穿深色长衫的年轻人，背对着她们，看不清脸。
“那人是谁？”
墨绿旗袍的女人把烟按灭在水晶缸里，站起身，整了整旗袍的领口：
“两年前，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少帅的结拜兄弟，法租界的华人探长，青帮通字辈的大佬。”
年轻女人倒吸一口凉气。
“他回来了？”
墨绿旗袍的女人没回答，只提着裙摆，向大厅中央走去。
水晶吊灯的光落在那年轻人身上，把他的一举一动都照得清清楚楚。
他站在杜月笙身边，身形挺拔，肩膀很宽，腰却收得紧。长衫是藏青色的，料子极好，裁剪也合身，衬得他整个人沉静而内敛。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露出饱满的额头和一双极亮的眼睛。
那双眼，两年前上海滩的女人没有不知道的。
冷的时候像刀，暖的时候像火，看人的时候，像能把人看穿。
此刻这双眼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端着酒杯，听杜月笙说话，偶尔点点头，偶尔应一句，姿态从容，像他从未离开过这片十里洋场。
可那些老上海都看出来了——他变了。
两年前的他，像一把出鞘的刀，锋利，张扬，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
如今刀还在，却入了鞘。锋芒敛在皮肉里，只有偶尔抬眼的时候，才会漏出一丝。
那丝锋芒让几个老江湖心里一凛。
杜月笙拍了拍他的肩，笑着对周围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