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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身走了，去挑人。山本樱子还站在桂花树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很淡，淡得像昨夜那个没有做完的梦。
苏州那边，局势比上海更乱。日本人占了城，可城外是游击队，城里是地下党，还有军统、中统、青帮、洪门，各路人马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了的粥。
日本人管不了那么细，就拉拢了一帮汉奸替他们管。这帮汉奸比日本人还狠，搜刮、敲诈、抓人、杀人，什么脏事都干。
苏州的舞女们，是最早受不了的。
她们不是军人，不是地下党，不是那些拿枪的人。她们只是在舞厅里陪人跳舞、陪人喝酒、陪人说笑的女子。可日本人来了，汉奸来了，舞厅里坐满了穿军装、穿和服、穿黑衣服的人。
她们的笑脸还是那张笑脸，旗袍还是那件旗袍，可跳舞的时候，那些人的手不规矩了，嘴不干净了，眼睛像刀子一样在她们身上剜。她们忍着。忍了一年，两年，三年。忍到去年冬天，忍不下去了。
最先动手的是苏州“大观园”舞厅的头牌，叫柳烟。
没有人记得她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只知道她二十出头，长了一张让男人走不动道的脸，跳得一手好舞，唱得一口好曲。日本人来了，她还是头牌，还是那张脸，还是那身旗袍，还是笑。可她的笑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笑着收钱，现在是笑着要命。
去年腊月里，有个汉奸头子包了她的场，喝了半夜的酒，说了半夜的浑话。天快亮的时候，他死了。死在柳烟的床上，光着身子，脖子上勒着一根丝袜。那根丝袜是柳烟的，肉色的，白天穿在腿上，谁也看不见。警察去抓她，没抓着。她跑了，跑到太湖边上，投了游击队。
从那以后，苏州的舞女们一个一个地走。有的投了游击队，有的做了地下交通员，有的留在舞厅里，把听到的消息传给该传的人。日本人查过，抓过，杀过。
可杀不完。今天杀一个，明天又冒出来两个。那些女人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涂着红嘴唇，在舞池里转着圈，笑着，说着软绵绵的话，可她们的眼睛是冷的。冷得像冬天的太湖，看着热，底下全是冰。
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张静宜正在法租界一间咖啡馆里等人。她穿着一件素色旗袍，头发烫过了，卷卷的披在肩上，看起来就是个出来喝下午茶的太太。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一件白色短褂，蓝布裙子，头发扎成两条辫子，像个女学生。可她的眼睛不像。太亮了，太活了，像水里养的刀鱼，看着老实，一伸手就扎你。
“静宜姐，”那女人压低声音，“苏州那边，需要一个人去接应。有批东西要运出来，还有几个人要转移。”
张静宜看着她：“什么东西？”
那女人从桌子底下递过来一张纸条，张静宜接过来，展开，上面只有几个字——“名单。武器。人。”她看完，划了根火柴，烧了。纸灰落在烟灰缸里，她用指尖捻碎了。
“我去。”她说。
那女人看着她：“静宜姐，你一个人？”
张静宜笑了：“不是一个人。苏州那边，有人接应。”她顿了顿，“那些舞女，不是都在吗？”
那女人看着她，看着她眼底那深不见底的光，忽然觉得，这个写文章的、办杂志的、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人，比那些拿枪的还硬。
苏州的夜，和上海不一样。上海的夜是霓虹灯照亮的，红的绿的紫的，把天都染成暗红色。苏州的夜是黑的，黑得像墨，只有巷子深处偶尔亮着一盏灯，昏黄的，像快要熬干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