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家书，如同一块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未能平息。
夜深人静时，江辰总会再次展开那封笔力遒劲的信笺。
“位高不能忘本，权重不可任性”的告诫仿佛在耳边回响。
这份沉甸甸的嘱托，促使他对自己肩负的职责、对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的边界、对发展中“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为深刻、更具系统性的反思。
他意识到，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事务的处理和内心的自省上。
更需要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尤其是近期处理复杂外资项目所引发的思考，进行理论上的提炼与升华。
“实践若缺乏理论指引，便是盲人摸象；理论若脱离实践土壤，终成空中楼阁。”
他决定撰写一篇能够深入阐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文章。
这既是对自己工作的一次系统梳理，也是试图为处理类似复杂经济问题提供一种思路框架。
这个想法并非一时兴起。
早在多年前在地方工作，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时，他就深切感受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一些地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某些领域出现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以及近期在应对外资项目时遇到的关于“营商环境”与“安全底线”的争议，都让他感到，在经济发展新阶段，亟需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在实践上寻求更优的平衡点。
父亲信中提及的“初心”与“本”，在他看来，其经济治理层面的核心体现，就在于政府的各项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否真正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而非为了短期政绩或局部利益。
“有为政府的‘为’，应体现在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公共服务、激发市场活力上，而非直接干预微观、替代市场选择。”
他将这个写作计划告诉了政策研究室的几位骨干。
要求他们协助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和最新实践案例。
但文章的核心观点和框架必须由他亲自构思执笔。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在处理日常繁重公务之余，江辰投入了大量休息时间进行思考和写作。
书房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他重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市场、国家作用的经典论述。
重点分析了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关于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
更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独特实践与宝贵经验。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
写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如何准确界定“有效”与“有为”的内涵与外延？
如何在理论上清晰阐明二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如何回应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质疑？
又如何解释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为何在某些领域（如国家安全、生态保护）必须坚持更严格的政府规制？
这些问题都需要极其严谨的论证和精准的表述。
“理论的力量在于其彻底性和说服力。要能切中肯綮，回应关切，而不是隔靴搔痒，自说自话。”
他常常为一个概念的表述、一个逻辑的衔接反复推敲，数易其稿。
他特别以近期审慎处理的那个重大外资项目为例，在文章中将其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他没有简单地将该项目定性为“好”或“坏”。
而是深入分析：一个看似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项目，为何需要引入更严格的安全审查？
这并非否定开放，恰恰是为了构建更高水平、更为规范、更具可持续性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他指出，“有效市场”要求要素自由流动、公平竞争，但前提是规则明确、监管到位，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避免系统性风险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