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的眼皮按不住的直跳。
他死死盯着那行字，像是要把报纸盯出一个洞。
然后他飞快的扫过正文……
“……原告陈刘氏自称被告陈之安之祖母，主张继承位于金鱼胡同23号之房产……”
“……被告当庭出示房产证及赠与公证书，证明该房产已于1965年过户至其名下……”
“……被告当庭质疑，若原告确为其祖母，则其大伯陈诚同志在部队档案中‘独生子、父亡’的记载涉嫌欺骗组织……”
每一个字都像一根刺，扎进陈诚的心脏，扎得他不生不死，扎得他双眼赤红。
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报纸从他手中滑落，搪瓷缸“哐”的一声砸在地上，茶水溅了一裤腿。
“首长？”勤务兵跑进来。
陈诚摆摆手，说不出话。
他弯腰捡起报纸，又看了一遍。再看一遍。第三遍。
他希望是自己眼花，是重名，是记者胡编乱造。
但金鱼胡同23号、陈之安、陈诚，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他陈诚的名字，就这样印在了报纸上，和欺骗组织，四个字紧紧挨在一起。
他缓缓坐倒在椅子上。
完了。
全完了。
他熬了三十年。
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营长，从营长到团长。
他谨慎小心，如履薄冰，每一个脚印都踩得结结实实。
文革最乱的时候，别人忙着造反、批斗、站队，他埋头抓训练、搞演习。
他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不在任何大字报上签名，不跟任何风云人物走得太近。
他把自己裹成一颗石头，冷硬、沉默、不起眼。
他就怕暴露他是资本家的后代，所以他在档案里写了“独生子”。
所以他在弟弟被批斗时保持沉默，所以他十年来对侄子侄女不闻不问，连父亲被批斗伤重过世他都不敢报仇。
他隐忍这一切，就是为了爬得更高，他需要有更大的话语权。
他不是不内疚。他内疚了很多年。
文革结束，他以为这一切终于要过去了。
职务马上落实，军衔已经到手，再他退休之前怎么也能升到将军，以后子女再不济也是将门之后。
结果他的亲娘，他唯一的亲生母亲，在他七十寿辰后的第三天，把他告上了报纸。
不是告别人，是告陈之安。
但告陈之安，就是告他。
陈诚捧着报纸，手抖得像风中的枯叶。
卧室门开了，老太太走了出来。
“今天吃什么？”老太太慢悠悠的问，像什么都没发生。
陈诚没回答。
老太太看见地上的茶水和儿子煞白的脸，皱起眉头：
“大清早的，摆什么脸色？是不是陈之安那小王八蛋又招你了？”
陈诚把报纸递给她。
老太太接过报纸，眯起眼睛看了半天，她识字不多，有些意思不太明白。
“写我了？”她把报纸拿近些，“多大点事，这是我和不孝子孙的事，这下小王八蛋名声臭了。”
陈诚没有说话。
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说出这辈子都没对母亲说过的话。
老太太看他不吭声，把报纸往桌上一扔：“跟。饭好了吗？”
陈诚闭上眼睛。
三十年。
他忍了三十年。
但这一刻，他忍不了了。
“陈龙呢？”他的声音冷得像寒冬腊月的冰。
“还睡着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