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的事。黑龙江的冬天，零下三十度，尿撒出去在半空就结了冰。可老韩家那三间土坯房里，却热得邪乎——不是炕热，是从骨头缝里往外蒸的热。
关大姨进门的时候，那小子已经在炕上捆了两天了。
“多暂开始的？”关大姨解下头巾，露出花白的头发。她七十多了，脸上褶子像干裂的河床，可那双眼珠子，黑洞洞的，往里瞅不见底。
韩家媳妇跪在地上不起来：“三宿了，大姨，三宿没消停。先是学狗叫，后来——后来就说话，不是他说，是别人在他肚子里说……”
话音没落，里屋“哐”一声巨响。接着是嚎，不是人嚎，是狼嚎，又掺着点小孩哭，尖溜溜的，听着像有人拿指甲划玻璃。
关大姨进屋的时候，我看见那小子了。
二十三四岁，瘦得像根麻秆，光着膀子叫四个人按着。他脑袋往后仰成个直角，脖子上的筋绷得像要断了，嘴张着，黑洞洞的，从里头冒出来的声音却是个老太太：
“……我不走！我不走！这是我屋！这是我炕！”
关大姨站定了，也不说话，就那么瞅着他。
那小子——不，那老太太——突然不叫了。脑袋咔吧一声正过来，眼珠子往上翻，只剩俩白眼仁对着关大姨。
“你瞅啥？”肚子里的声音问。
关大姨笑了，露出发黄的假牙：“瞅你咋的？”
就这一句话，屋里头温度骤降。我站在门边，后脊梁的汗唰就凉了，像有人拿冰溜子顺着脊椎往下划。
那小子从炕上弹起来。四个人全飞了出去，撞在墙上，闷响。他站在炕沿上，两条胳膊垂着，脑袋歪着，眼珠子还是白的，可我能觉出来——他在笑。
关大姨从怀里掏出一根绳。
红绳。不是那种鲜艳的红，是褪了色的、像在血里泡过又晒褪了色的红。小拇指粗细，一庹多长，两头打着古怪的结。
“捆仙绳。”韩家媳妇倒吸一口凉气，“真是捆仙绳……”
那小子——那东西——往后退了半步。
关大姨往前迈一步。她七老八十的人，走起路来却没声。那双黑棉鞋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
“你走不走？”关大姨问。
肚子里的声音开始骂。骂得难听，从祖宗十八代往下数，数到一半，关大姨动了。
她手一抖，红绳像活了一样，蛇似的窜出去。那东西想躲，可绳比他快，嗖嗖嗖三圈，把他连胳膊带身子捆在屋当中的柱子上。
接着我听见了“滋滋”声。
像烙铁按在湿牛皮上。那红绳勒进去的地方，冒青烟。一股臭味弥漫开来，不是烧焦的肉味，是更深的、更腥的、像从烂泥塘最底下泛上来的臭味。
那东西叫得都不像声了。
他挣，拼命地挣，挣得那根柱子都晃。房梁上的灰噗噗往下掉。可红绳越挣越紧，紧到勒进肉里去，紧到他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紫，眼珠子鼓出来，上面爬满血丝。
关大姨盘腿坐下，拿出一面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