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对不起，这是我们的问题。”宋志学鞠躬，“我们立刻为您更换一把新椅子，这把我们带回修复。”
教授却摆摆手：“不必更换。我找你们来，不是要退货，是想看看你们怎么处理。说实话，家具用久了都会有损伤，关键是态度。”
宋志学把椅子带回小院。秦建国亲自检查，确认是木材内部的暗裂，受室内干燥影响显露出来。
“这事很重要。”他把所有人叫到一起，“瑕疵不可避免，但处理方式决定口碑。我的意见是：第一，给教授换一把新椅子；第二，这把坏的咱们修好，作为内部教学样本；第三，给教授赠送一件小礼物，表达歉意。”
“还要送礼物？”李刚不解。
“要送，而且要送好的。”秦建国说，“王娟，把咱们刚做的那对核桃木镇纸包起来，一起送去。”
宋志学照办。教授收到新椅子和镇纸，十分感动，专门又介绍了好几位朋友来订椅子。
这件事让秦建国意识到，售后服务同样重要。他让王娟制定《北木售后服务标准》：五年内非人为损坏免费维修；终身成本价维修；每年一次免费保养咨询。
“这些服务会增加成本。”沈念秋提醒。
“但会建立信任。”秦建国说，“让人知道，买北木的东西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开始一段长期关系。”
四月，春意渐浓。秦建国的腰恢复得不错，已经可以每天工作六小时。他开始设计“北木文人”系列的第一件产品：笔筒。
不是简单的圆筒或方筒，而是根据木材的自然形态设计。一块老核桃木，根部有个天然的树瘤，他设计成山形笔筒——树瘤成为山峰，筒身刻出若隐若现的水纹。
“文人器，要有意境。”他对宋志学说，“不能只是实用，还要有把玩的价值，有想象的余地。”
笔筒只做了十个，每个形态都不同，定价150元——比许多人的月工资还高。秦建国却信心满满：“能花150元买笔筒的人，要的不是装笔的容器，是书房里的雅趣。”
果然，十个笔筒在琉璃厂的一家文房店寄卖，三天售罄。店老板主动找上门，要求长期合作。
“秦师傅，您的东西有味道。”老板姓徐，五十多岁，眼里透着精明，“现在有钱人多了，但好东西少。您放心做，我包销。”
秦建国却不急着答应：“徐老板，合作可以，但有三条规矩：第一，北木的产品必须单独陈列，不能和其他货混放；第二，价格统一，不打折；第三，我们要定期回访客户。”
徐老板一一答应。他知道，真正的好东西不愁卖。
五月，小院来了位特殊的客人。四十多岁，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自称是广州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姓黄。
“秦师傅，我在北京朋友家看到了您的椅子，很喜欢。”黄经理说，“我们公司主要做工艺品出口，想和您合作，把北木的产品卖到国外去。”
众人都很兴奋。出口，赚外汇，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秦建国却问得很细：“黄经理打算怎么合作？出口哪些产品？定价多少？付款方式呢？”
黄经理显然有备而来：“我们打算先试水‘北木标准’椅子和‘文人’系列笔筒。定价嘛，椅子出口价50美元，笔筒30美元。我们买断，您负责生产。”
宋志学心里算了下：50美元按当时汇率约合270元人民币，比国内售价还高，似乎是好事。
秦建国却摇头：“不合作。”
“为什么？”黄经理不解，“价格可以再谈。”
“不是价格问题。”秦建国缓缓道，“第一，买断不行。北木的产品必须控制销售渠道，不能流到不合适的地方。第二，出口价太低。我的椅子在国内卖200元人民币，出口至少应该100美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你们不懂我的东西。”
黄经理脸色有些难看：“秦师傅，我们是专业的外贸公司，怎么会不懂？”
“你们懂市场，不懂手艺。”秦建国指着工棚里的工具和半成品，“这把椅子为什么值钱？不是因为材料，是因为背后的人、时间、心血。你们把它当普通商品卖，是对匠人的不尊重。”
他顿了顿：“如果真想合作，我有个条件：你们带客户来小院，我亲自介绍，客户认可了再下单。而且，每件出口产品都要附上中英文的制作故事，让外国人知道他们买的不只是家具，是中国手艺。”
黄经理沉吟良久，最终点头：“秦师傅是真正做事的。好，我答应您的条件。下个月我带几位日本客商来，您看行吗？”
“行。”
客人走后，李强忍不住问：“师父，100美元一把椅子，日本人会买吗？”
“会。”秦建国笃定，“日本有很好的手工艺传统，他们懂好东西的价值。而且，他们更愿意为‘故事’买单。”
六月，黄经理果然带了三位日本客商来。两男一女，都很客气，但眼神挑剔。他们在小院待了一下午，看选料、看制作、试坐成品，问了很多细节问题。
秦建国腰不好，坐着讲解。他的日语是前世为了研究日本木工技艺学的，虽然生疏，但能交流。这让日本客商很惊讶。
“秦桑，您去过日本？”为首的佐藤先生问。
“没有，但研究过日本木工。”秦建国说，“比如你们的‘河合继手’，和我们的‘龙凤榫’异曲同工。”
佐藤眼睛亮了，两人聊起了榫卯技艺。最后，佐藤当场订了十把椅子、五个笔筒，并且要求每件都要有匠人签名和制作日期。
“秦桑的东西，有‘魂’。”佐藤用生硬的中文说。
第一笔出口订单，金额1200美元，按当时汇率约合6500元人民币——相当于小院大半年的收入。
消息在小院传开，大家既兴奋又压力山大。
“别高兴太早。”秦建国给众人降温，“出口订单要求更高，一点瑕疵都不能有。从今天起，出口产品单独生产线，我亲自把关每一道工序。”
他让宋志学制定《出口产品工艺标准》，比国内标准再提高一个等级：榫卯误差控制在正负0.05毫米；表面处理增加一道手工抛光；包装要用特制的木箱，内衬丝绸。
“师父，这样成本太高了。”宋志学计算着。
“但口碑打出去，价值就回来了。”秦建国说，“我们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手艺不是廉价劳动力，是顶尖的工艺。”
七月盛夏，第一批出口产品完成。秦建国逐一检查，淘汰了两把椅子——不是质量问题，是“感觉不对”。
“这把椅子的纹理不够协调，这把的色泽略有差异。”他说，“国内客户可能不在意，但日本客户懂行，能看出来。”
李刚有些沮丧——那是他花了六天时间做的。
“不是你的手艺问题，是材料本身的特性。”秦建国安慰他，“但出口产品必须完美。这两把放到国内销售，你重新做两把。”
最终，十把椅子、五个笔筒全部达标。包装时，王娟在每件产品里放了中英日三语的产品故事卡，讲述木材的来源、匠人的传承、制作的工艺。
黄经理来提货时，看到包装都惊了：“这比许多日本本土工艺品的包装还讲究。”
“因为我们的东西值得。”秦建国说。
八月底，日本方面反馈来了。佐藤先生专门来信，说产品在日本很受欢迎，已经全部售罄，要求再订三十把椅子、二十个笔筒。随信附上了几张照片：椅子放在日式茶室里，笔筒摆在书房案头，与日本传统器物和谐共处。
“秦桑的东西，既有中国风骨，又有世界语言。”佐藤在信里写道。
小院里一片欢腾。这意味着稳定的出口订单，意味着北木真正走出了国门。
秦建国却保持着清醒：“订单多了是好事，但不能贪多。告诉佐藤先生，每月最多提供十把椅子、五个笔筒，我们要保证质量。另外，价格要提高到椅子120美元，笔筒50美元。”
“提价？”宋志学惊讶，“对方会接受吗？”
“会。”秦建国分析，“第一，我们的东西确实好；第二，稀缺性会增加价值；第三，日本经济好，消费能力强。记住，好东西不要贱卖。”
果然，佐藤接受了新价格，但要求签订长期独家代理协议。
秦建国思考后同意了，但加了条款：北木保留国内销售权和自主发展权；日本市场必须严格按照北木的定价和形象销售；每年必须提供市场反馈。
九月，秋风渐起。北木小院在秦建国的谋划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产品系列：“北木标准”系列面向国内实用市场，“北木文人”系列面向文化消费市场，出口系列则打开了国际通道。
但秦建国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前世记忆告诉他，九十年代中后期，房地产业将兴起，带动家具市场爆发性增长。现在布局，正是时候。
“志学，我想成立公司。”一天晚饭后，秦建国说。
“公司？”
“对，‘北木工艺有限公司’。”秦建国说，“不是个体户，是正规公司。有法人，有章程，有财务制度。这样才好扩大规模，才好融资发展。”
宋志学有些担心：“师父，公司化会不会让咱们变味？变成追求利润的商人？”
“公司是工具，看怎么用。”秦建国说，“咱们成立公司，不是为了变成工厂，是为了保护手艺。你想，如果一直是小作坊，哪天我不在了，你们能维持多久？但如果是公司，有制度，有传承体系，手艺就能传下去。”
他顿了顿：“而且，公司化后，可以给匠人交社保，解决后顾之忧；可以建立培训体系，培养更多年轻人；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咱们的工艺创新。这些都是小作坊做不到的。”
宋志学明白了：“师父想得长远。”
“所以要趁我还能动，把架子搭起来。”秦建国说，“你负责跑手续，我负责规划公司架构。我打算设三个部门：生产部，你负责；设计部，李强负责；市场部，王娟负责。每个部门都有自主权，但统一标准。”
“那李刚和陈宇呢？”
“他们是技术骨干，归生产部，但享受特殊津贴。”秦建国早已想好，“另外，我计划设立‘北木工艺传承基金’，每年从利润中拿出10%，用于工艺研究、学徒培养、老匠人保障。这个基金独立运作，谁都不能挪用。”
十月底，“北木工艺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金十万元，秦建国占股60%，宋志学20%，其余20%作为员工激励池。办公地址就在小院，但工棚进行了改造，划分出生产区、展示区、设计室、会议室。
挂牌那天，顾老来了，还带来了几位工艺美术界的朋友。小小的院子里站满了人，秦建国简短致辞：
“北木公司今天成立，但我们不是要变大，是要变强。强在工艺，强在传承，强在能把好东西一代代做下去。公司的第一条章程就是：利润可以少，手艺不能差；规模可以小，传承不能断。”
掌声中，秦建国眼眶微湿。前世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老木匠，今生，他终于为手艺找到了一条可持续的路。
十一月，第一场冬雪落下时，北木公司接到了成立以来最大的订单：某部委新建办公楼，需要定制两百套办公桌椅。这是通过顾老的关系介绍的。
“建国，这是机会，也是考验。”顾老说，“政府订单要求高，工期紧，但做好了，就是最好的广告。”
秦建国仔细研究了要求：桌椅要庄重大气，符合办公环境；工艺要扎实，能承受高频使用；价格要合理，不能超标。
他带领团队奋战一周，拿出了设计方案：桌椅用深色核桃木，造型简洁方正，但细节处融入传统元素——桌腿的收分，椅背的弧度，抽屉的铜拉手，都有讲究。
报价时，秦建国没有报低价中标，而是报了一个合理的价格：桌椅一套800元，两百套16万元。这在当时是高价，但包含了五年的免费维护。
“为什么报这么高？”招标方问。
“因为我们的东西值这个价。”秦建国让人搬来样品，“您看，所有木材都是自然干燥三年以上的老料，不会开裂变形；所有榫卯都是手工制作，误差不超过0.1毫米；表面处理是七道工序，越用越亮。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长期服务。”
招标方仔细检查样品，又去小院实地考察，最终拍板：就选北木。
这笔订单足够小院忙活大半年，但也带来了新问题：人手不够。
“招人。”秦建国果断决定，“但不招普通木工，招有潜力的年轻人，咱们自己培养。”
他在《北京晚报》登了招聘启事：北木工艺招聘学徒，要求热爱手工艺，能吃苦，有耐心。待遇：包食宿，月薪80元，三年出师后成为正式匠人。
启事登出三天，来了三十多人应聘。秦建国亲自面试，不问学历，不看经验，只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学木工？”
答案五花八门：有的说为了谋生，有的说喜欢手艺，有的说家里是木匠世家。秦建国最终选了五个人：两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下岗职工子弟，还有一个美术学院辍学的。
“师父，为什么选那个美院辍学的？”宋志学问，“他看起来最不踏实。”
“因为他眼里有光。”秦建国说，“他说他辍学是因为觉得学校里教的设计是空的，想学实实在在的造物。这种人有想法，培养好了是人才。”
新学徒入职，小院更热闹了。秦建国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第一个月，认识工具，练习基本功；第二个月，学习木材知识；第三个月开始简单制作。每人配一个师傅，宋志学、李刚、李强各带一个，秦建国亲自带两个。
“带徒弟不只是教技术，是教心性。”秦建国对几个师傅说，“要严，但不能苛；要耐心，但不能放任。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爱上这门手艺。”
忙碌中，1991年走到了尾声。除夕夜，小院照例聚餐。今年人多了，摆了两桌。秦建国举杯时，看着满屋子的人，感慨万千。
一年前，他躺在病床上，担心北木的未来。一年后，北木不仅活下来了，还走出了新路：产品系列成型，出口渠道打通，公司正式成立，团队扩大，订单充足。
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传承的方式：不是闭门授徒，而是开放培养；不是固守传统，而是创新发展；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体系作战。
“这一年，大家辛苦了。”秦建国说，“明年会更忙，但也会更有希望。来，为了手艺，为了北木，为了咱们这群愿意慢下来做好东西的人。”
“为了手艺！”
酒杯相碰，声音清脆。窗外雪花纷飞，工棚里炉火正旺，新伐的木料在角落里静静呼吸，等待新的一年被赋予形体和生命。
秦建国望向窗外，目光穿越飞雪，仿佛看到了更远的未来。他知道，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清晰。这一世，他要让北木成为手艺的灯塔，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证明“慢工出细活”的价值，证明传统工艺在当代的生命力。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