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归来后的秦建国，生活似乎回归了往常的节奏。铁力木经箱的修复已进入最后阶段，内壁经文经过专业摄影存档后，他开始了细微的填补和加固。工作台上，那面复制的铜镜静静躺在一旁，偶尔反射着从窗户斜射进来的秋阳。
展览的成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影响。一周内，秦建国接到了三个类似的委托：一件民国时期的保险箱，主人怀疑夹层中有先辈遗留的文件；一套晚清的红木柜子，据说抽屉底部有暗格；还有一位老先生带来一只旧怀表，希望确认是否也有类似周家怀表的特殊功能。
秦建国谨慎地接下了前两个委托，婉拒了第三件——那只怀表只是普通的瑞士产品，没有特殊机关。他不想让“寻宝”成为人们对他工作的唯一认知。
十月底的一个清晨，秦建国刚到工棚，就发现门外站着一位陌生的中年人。五十多岁，穿着得体的深灰色西装，手里提着一个老旧的皮质公文包。
“秦建国师傅？”来人声音沉稳，“我是林文渊，从南京来的。冒昧打扰，有些关于周家‘七序锁’的问题想请教。”
秦建国请他进屋。林文渊坐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复印的图纸和笔记。
“我研究民国时期的建筑与机关设计多年，在学术期刊上看到陈默博士关于周家系统的论文，很感兴趣。”林文渊说话条理清晰，“特别是其中关于‘七转定位’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与我手头的一个案例有关联。”
秦建国为他倒了茶：“林先生请讲。”
“我在南京调查一处民国老宅时，发现了一套复杂的管道系统。”林文渊展开图纸，“表面上只是普通的水管和烟道，但管道连接的角度和布局非常特殊，明显超出了实用需要。”
图纸上是一个三维管道网络，纵横交错，但秦建国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规律：关键节点正好七个，连接角度遵循着某种几何序列。
“我测量了所有角度，发现它们与北斗七星的相对位置有对应关系。”林文渊指向图纸上的标注，“而且，管道中空部分的内壁，有细密的刻痕，像是某种刻度。”
秦建国心中一动：“能看看刻痕的细节吗？”
林文渊取出放大照片。管道内壁的刻痕极细，呈螺旋状排列，每隔一段距离有一处加深的标记。螺旋的起始点有一个小小的符号——一个圆圈，里面有个点。
“这是古代天文学中表示太阳的符号。”秦建国辨认出来，“这些管道，可能不只是通风或供水系统。”
“我也这么认为。”林文渊点头，“更奇特的是，我在老宅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工程日志，记录者姓周。”
秦建国的手停在半空：“周？”
“对，周维明。日志日期是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内容主要是关于‘光影导引系统的改良’。”林文渊翻到日志的复印件，“里面提到了‘天津旧制’、‘怀表定位’、‘七色分化’等术语。”
这正是周家系统的核心概念。秦建国迅速浏览日志内容。周维明详细记录了对原有系统的改进：用管道网络取代部分光学组件，使系统在无自然光条件下也能运作；增加了“时间延迟”功能，可以在设定后的特定时间激活机关；还设计了一套“误触防护”，防止非授权开启。
“周维明是周秉谦父亲的兄弟吗？”秦建国问。
“根据我的调查，周维明是周秉谦父亲的堂弟，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德国留学两年，专攻建筑设备工程。”林文渊又取出一张老照片，是几个年轻人的合影，背后写着“民国二十四年，天津”，“中间这位就是周维明。”
照片上的周维明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清瘦，与周秉谦父亲有几分相似。
“周维明后来去了南京？”秦建国追问。
“是的。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1937年，他应南京政府之邀，参与首都的城市地下系统设计。但随着战事紧张，项目搁浅。他留在南京，似乎私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林文渊顿了顿，“最让我困惑的是，日志的最后几页，提到了‘第二系统’和‘镜像定位’。”
“第二系统？”
“原文是：‘天津之制为阳，南京之设为阴。阴阳相济，七序乃全。’”林文渊指着一段文字，“后面还有：‘若津门之锁为显，金陵之钥为隐。显隐互参，方得全貌。’”
秦建国立即联想到《七法锁钥》中一些之前难以理解的段落。他拿出自己的笔记，翻到某一页：“您看这里，周老先生在笔记中提到‘七法有双，阴阳各半。北地显形，南方隐迹。’我们一直不明白‘南方隐迹’指什么。”
两人对视，都意识到这可能是重大发现。
“林先生，您能带我去南京看看那个管道系统吗？”秦建国问。
“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林文渊微笑道，“不过系统在老宅的地下室，空间狭窄，需要专业设备和耐心。我已经获得了产权人的允许，可以进行非破坏性调查。”
秦建国当即安排工作。铁力木经箱的修复只差最后一道保护涂层，可以在两天内完成。他让助手小刘负责后续工作，自己准备前往南京。
临行前，他联系了周秉谦，告知这一发现。周秉谦在视频中显得惊讶而感慨：“维明叔公？父亲很少提起他，只说这位堂弟很有才华，战乱中失去了联系。如果真是他的手笔，那……”
“那可能意味着您父亲的设计不是孤立的，而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秦建国说。
周秉谦沉默片刻：“秦师傅，请您务必调查清楚。如果需要任何支持，我这边全力配合。”
出发前一晚，秦建国再次仔细研究周维明的工程日志。与周秉谦父亲的笔记相比，这份日志更技术化，充满了工程术语和计算公式，但核心思想一脉相承：用自然规律和精密机械守护重要事物。
日志中有一页引起了秦建国的特别注意，标题是“管道导光原理与天文历法之结合”。文中写道：
“光行直线，然可借介质曲导。水管之圆，烟道之方，皆可为镜。若按七曜轨迹设曲率，则寻常流水烟气，亦可成导光之渠。此法之妙，在于隐于日常，不露痕迹。”
秦建国突然明白了周维明的创新之处：周秉谦父亲用铜镜和自然光，周维明则用管道和人工光（甚至可能是水流折射的光），原理相同，但载体完全不同。一个显，一个隐；一个依赖特定时空条件，一个可能随时可用。
“阴阳各半……”他喃喃自语。
金陵探秘
南京的秋天比北京温润。秦建国抵达时，正值梧桐叶黄，民国建筑群在秋阳下泛着暖光。林文渊接他直接前往老宅所在地——鼓楼区的一条僻静小巷。
老宅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民国建筑风格，外墙爬满枯藤。产权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姓顾，是周维明旧友的后人。
“维明先生当年租住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顾老先生声音沙哑，但记忆清晰，“他是个安静的人，整天在地下室敲敲打打。我们问他做什么，他只说是‘做些实验’。后来战争越来越近，他突然离开，留下一些物品和这满屋子的管道。”
地下室入口在厨房后面，狭窄的楼梯向下延伸。林文渊打开照明设备，秦建国跟随而下。
地下室比想象中宽敞，约三十平方米，但被复杂的管道网络占据了大半空间。管道粗细不一，纵横交错，沿着墙壁、天花板铺设，最终汇聚到房间中央的一个砖砌圆柱体。
“这就是核心结构。”林文渊指着圆柱体，“我测量过，直径正好七十七厘米，高两米一。表面没有开口，但内部是中空的，壁厚二十八厘米——和周家地下室的夹层尺寸相同。”
秦建国用手触摸圆柱体表面。砖是民国时期常见的青砖，砌工精细，砖缝几乎看不见。他沿着圆柱走了一圈，在背光面发现了一处微小的异常：一块砖的色泽略深，砖缝的宽度有几乎不可察的变化。
“这里有机关。”他取出放大镜和强光手电。
在强光侧向照射下，那块砖的轮廓显现出来——它比周围砖块略微凹陷，四边有极细的缝隙。秦建国尝试按压砖面，没有反应；左右推拉，纹丝不动。
“需要特定的触发条件。”林文渊说，“我试过各种方法：敲击不同节奏、施加不同压力、用光线照射，都没反应。日志中提到‘管道充能，七转乃启’，可能要让整个管道系统运作起来。”
秦建国抬头观察管道网络。管道在房间各处有七个入口/出口：三个通向地面以上的房间，四个通向墙外。按照日志描述，这些管道原本连接着屋顶的水箱、厨房的炉灶、甚至花园的喷泉。
“系统需要流动介质：水或烟气。”秦建国分析道，“水在管道中流动时，会折射光线；烟气在管道中上升时，会因温度差产生折射率变化。无论哪种，都能形成光导效应。”
“但老宅的水电系统早就改造过了，原始连接都已断开。”林文渊说。
“也许不需要实际流动，只需要模拟。”秦建国想起陈默的数字模拟，“如果我们能计算出光线在管道中的路径，也许能在计算机上重现系统运作。”
两人采集了详细的测量数据：每个管道的直径、长度、弯曲角度、连接方式。秦建国特别关注七个关键节点的结构——每个节点都有特殊的内部构造，有的内置透镜，有的有反射面，有的则设计了涡流腔体，显然是为了改变光线或流体的行为。
工作持续了一整天。傍晚时分，他们带着数百张照片和几页纸的测量数据回到林文渊的工作室。林文渊是南京大学建筑系的副教授，工作室里设备齐全，包括3D扫描仪和建筑建模软件。
“我需要时间建立数字模型。”林文渊说，“但有个问题：即使模型建好了，我们也不知道系统的‘输入’是什么。日志中提到‘七曜轨迹’，但具体指什么？”
秦建国重新翻阅日志。在关于管道曲率设计的部分，周维明详细计算了七颗行星（古人所称的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在特定时间点的方位角，并将这些角度转化为管道的弯曲参数。
“系统需要天文数据作为输入。”秦建国说，“就像周家系统需要朔望日的特定月光角度一样，这个系统可能需要特定时间行星排列的特定状态。”
“那我们就需要知道周维明设定的‘特定时间’是什么。”林文渊思考着，“日志中有没有提到具体日期？”
两人逐页查找，终于在一页边缘的备注中找到一行小字：“验于己卯冬至申时三刻。”
己卯年——民国二十八年的干支，即1939年。冬至申时三刻，大约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1939年冬至……”林文渊立即在电脑上打开天文软件，输入日期时间，“南京的经纬度，1939年冬至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计算结果出来了：太阳即将落山，位于西南方低空；月亮还未升起；金星在东南方明亮可见；火星在正南方；木星在东方；土星在西南方接近太阳；水星则因靠近太阳不可见。
“七曜的方位分布。”秦建国将行星位置标记在纸上，“如果每个管道对应一颗行星，那么系统的‘输入’可能就是模拟这些天体的光线或能量。”
林文渊突然想到什么：“等等，日志中提到‘屋顶镜阵’，我原以为是比喻，但老宅的屋顶确实有特殊构造！”
他们第二天一早重返老宅，爬上多年无人上去的屋顶。屋顶平台上有七个凸起的玻璃穹顶，早已积满灰尘和落叶，但结构完好。每个穹顶下方都对应一根垂直管道，直通地下室。
“这些穹顶原来是透镜！”秦建国清理了一个穹顶的表面，“设计成曲面，可以聚焦光线。在1939年冬至申时三刻，每颗行星的光线（除了不可见的）会以特定角度射入对应的穹顶，聚焦后进入管道系统。”
“但我们现在无法复现1939年的行星位置。”林文渊说，“即使在同一日期时间，行星方位也因岁差和轨道变化而不同。”
“也许不需要完全复现。”秦建国有了新思路，“周维明可能设计的是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位置。如果我们能找出七曜之间的角度关系，也许可以用人工光源模拟。”
两人分工合作：林文渊继续完善数字模型，秦建国则深入研究天文计算。他联系了北京的一位天文学老友，获取了精确的1939年冬至日南京七曜方位数据，并计算出每两颗行星之间的夹角。
结果令人惊讶：七个夹角值，正好对应地下室管道系统中七个关键节点的弯曲角度，误差不超过0.5度。
“不是巧合。”秦建国在电话中对林文渊说，“系统设计基于七曜的相对几何关系，而不是绝对位置。这意味着，只要重现这些角度关系，系统就能被激活——不一定需要真实行星，人工光源也可以。”
“但如何同时模拟七个光源？”林文渊问，“而且需要精确控制入射角度。”
秦建国想到了展览用的演示装置。那个装置用LED灯和透镜模拟了周家系统的七色光。如果加以改造，也许能模拟七曜光线。
他向林文渊描述了想法，林文渊立即赞同：“我可以设计一个可调节的多光源架，安装在屋顶，模拟七曜方位。但问题是如何知道系统激活后会发生什么？日志中提到‘管道充能，七转乃启’，但没说明‘启’之后会怎样。”
秦建国再次审视圆柱体。如果这也是一个“七序锁”，那么开启后应该会露出内部空间。但周维明的设计更隐蔽，可能不是简单的机械锁。
他注意到圆柱体底部与地面接触的部分有一圈几乎看不见的缝隙。用内窥镜探查，发现圆柱体内部是中空的，但底部似乎有某种支撑结构。
“也许圆柱体本身可以旋转或升降。”秦建国推测，“‘七转乃启’的字面意思可能是转动七次。”
但如何转动？圆柱体表面光滑，没有把手或凹槽。秦建国用手电仔细照射每一块砖，终于在靠近地面的位置发现了一行极浅的刻字，被灰尘和氧化物覆盖。清理后，露出七个字：
“顺曜序，应其时。”
“顺着七曜的顺序，在对应的时间。”秦建国解读道，“也就是说，需要按照七曜的特定顺序触发系统。”
这个顺序是什么？七曜在古天文学中有多种排序方式：按距离地球远近（古人的认知）、按运行周期、甚至按五行属性。
秦建国查阅周维明的日志，在一页关于“能量传导序列”的笔记中找到了线索。周维明写道：
“日为首，月为次，五星依见序：金、木、水、火、土。此乃显序。然阴系统以隐序为要：水、金、火、木、土、月、日。逆显为隐，方得全功。”
“逆显为隐……”秦建国思索着，“周家系统是‘显’，用铜镜和自然光；这个系统是‘隐’，用管道和人工光。那么触发顺序也应该相反：从水星开始，到太阳结束。”
但水星在1939年冬至申时不可见，如何触发？秦建国突然想到：周维明可能设计了替代方案，或者“不可见”本身就是设计的一部分。
他将这个发现告诉林文渊。林文渊正在调试刚搭建好的多光源模拟架——一个可以安装七个可调角度光源的金属框架，准备安装在屋顶替代原有的破损穹顶。
“如果水星不可见，也许意味着对应的管道不需要光线输入。”林文渊推测，“或者需要某种‘遮蔽’。”
他们决定先尝试完整模拟。林文渊的学生帮忙编写了控制程序，可以精确调节每个光源的开关时机和照射角度，模拟七曜在1939年冬至申时的方位变化。
准备工作用了三天。期间秦建国继续研究圆柱体，用振动检测仪探查内部结构，发现确实有机械装置，但非常精密，可能包含钟表式的擒纵机构。
第四天下午，一切就绪。林文渊在屋顶操作光源系统，秦建国在地下室监控。他们约定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申时三刻）准时启动。
时间到了。林文渊按照“隐序”逐个开启光源：第一个模拟水星的光源——虽然水星实际不可见，但他们设置了极弱的光线；然后是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月亮，最后是太阳。
每个光源开启后持续三分钟，模拟行星光线通过穹顶透镜聚焦进入管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