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编码。”林文渊拍照记录，“不同圈层组合，可以表示复杂信息。比如，影子落在某位置，可能对应‘震-卯-乙-三-角-春分-45度’，这是一个六维坐标。”
“但我们需要知道确切的日期和时间，才能知道月影落在哪里。”秦建国说，“周维明给了时间：1939年7月15日午夜。我们需要知道那天的月相、月亮位置，然后计算影子的落点。”
“如果建筑还在，我们可以实地测量。但现在只有基座，我们需要重建光学系统。”林文渊摇头，“这需要专业的天文计算和光学模拟。”
秦建国却想到另一个方法：“不需要完全重建。如果周维明留下了‘立竿测影’的备用方案，那意味着即使建筑被毁，只要知道原理，用简单工具也能得到结果。七尺竿，在特定时刻测量影长。影长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可能直接对应某个刻度。”
他让林文渊帮忙，在池中心立了一根两米多的竹竿（约七尺），用水平仪确保垂直。虽然时间不对（现在是五月，不是七月），月亮位置也不同，但可以测试方法。
他们等到夜晚，月过中天时（农历四月十五，月圆），测量竹竿的影长。影子落在池底，长度约1.2米。用这个影长和竿长，可以计算出月亮的仰角。
“但这不是我们要的数据。”秦建国说，“我们需要的是特定时间的影长，然后看影子指向哪个刻度。”
他记录下影子的方位角（用罗盘测量），发现影子末端指向刻度盘的“巽”位（东南），角度约135度。
“如果建筑完好，镜面系统可能会将月光投射到池中特定位置，而不是简单的竿影。”林文渊思考，“但基座上的刻度是完整的，我们可以尝试反推：假设月影落在某个刻度，那个刻度对应的组合，就是密码。”
他们仔细检查每一个刻度。在“艮”位（东北，45度）附近，发现刻痕有轻微加粗，像是特意标记。而在对应的八卦圈，“艮”字旁边有一个极小的“七”。
“艮七。”秦建国想起天津文物标签中的“艮七”组合，“天津的‘艮七’文物，是什么？”
他翻查记录。标签为“艮七”的文物有三件：一件是玉琮，一件是铜镜，一件是木雕。玉琮上刻有北斗七星图案，铜镜背面是二十八宿，木雕雕的是苍龙摆尾。
“艮为山，为止，为终。七是周期之数。‘艮七’可能表示‘终结与循环’。”秦建国分析，“如果第三点的‘钥’指向‘艮七’，那意味着这个点连接着终结和开始。”
林文渊看着池底刻度：“但‘艮’位在这里是东北方。如果月影落在这里，那意味着月光来自西南方向。夏至时，月亮在南方，所以需要镜面将光线反射到东北向的池底。这需要精密的计算和安装。”
“周维明是工程师，他能做到。”秦建国站起身，望向长江。夜色中，江水缓缓东流，月光洒在江面上，碎成万千银鳞。
“我想，第三枢藏的‘钥’，不是一个具体物品，而是一个‘关系’。”他缓缓说，“天津的文物是‘体’，南京的方法是‘法’，而安庆的这个点，是连接体和法的‘关系’。月影落在‘艮七’，表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终结与循环相遇。文物被发现，是上一个循环的终结，也是下一个循环的开始。方法被理解，是知识的终结，也是应用的开始。”
林文渊沉默片刻，说：“有点玄。”
“是有点玄。”秦建国笑了，“但周维明那一代知识分子，既有科学训练的严谨，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他们的思维是理性和诗意的结合。用工程学方法实现哲学理念，这很‘周维明’。”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把这里的情况记录下来，回去继续研究？”
“嗯。但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秦建国指着池底，“这些刻度，我们只看到了表面。但周维明可能还藏了东西在
“
“水池基座，深七米。我们只看到了表面这三十厘米。
两人对视。要挖掘，需要正式手续，而且可能破坏农田。但如果不挖，可能错过关键。
“先做地质雷达探测。”秦建国决定，“非破坏性的，看看
村主任听说要探测，很支持：“如果能发现老物件，对咱们村也是好事。我帮你们联系镇上的文保所。”
探测安排在两天后。地质雷达显示，在水池基座下方约三米处，有一个规则的金属反应体，大小约一米见方。再往下，到七米深处，还有一个更大的空洞。
“真有东西。”林文渊看着雷达图像，“金属体可能是铁箱，空洞可能是窖藏室。”
秦建国却皱起眉：“深度不对。周维明说‘基础深七米’，但金属体在三米处，空洞在七米处。如果基础深七米，那空洞应该在七米以下，不该在基础中间。”
“除非‘基础深七米’不是指这个水池的基础，而是指整个水文站的基础。水池只是水文站的一部分，
他们扩大探测范围。结果显示，以水池为中心，方圆十米内，地下有复杂的砖石结构，深达七米，像一个倒置的塔。水池正在塔顶。
“这不是普通的水文站。”秦建国说，“这是一个地下建筑的地面标志。水文站只是掩护，真正的东西在地下。”
“就像天津的枯井。”
“对。但天津是水平延伸，这里是垂直深入。七米深，符合周维明对‘七’的执着。”
他们需要更详细的探测，但这超出了便携设备的范围。秦建国联系了母校的地球物理勘探团队，请求技术支持。同时，他向安庆文物局报告了发现，申请保护性勘探。
手续需要时间。在等待期间，秦建国和林文渊住在镇上小旅馆，白天去洲上测量记录，晚上整理资料。他们将天津、南京、安庆三地的发现绘制在一张大图上，试图找出关联。
天津十二箱文物，对应十二地支，符号系统完整，构成“体”。
南京三箱手稿仪器，加上七个隐藏点，记录方法原理，构成“法”。
安庆水文站地下结构，可能藏有关键物品或信息，连接体与法，是“钥”。
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形，但这个三角形不是等边的：天津到南京约900公里，南京到安庆约300公里，安庆到天津约1100公里。三角形很扁，安庆靠近南京。
“从工程角度，这个布局是合理的。”林文渊分析，“南京和安庆都在长江沿线，交通相对方便。天津是北方点，可能因为周家祖宅在那里，而且当时北方文物南运，天津是重要枢纽。”
“但为什么选安庆？”秦建国看着地图，“安庆在民国时期是安徽省会，长江重要港口。但更关键的是，安庆有座着名的古建筑——迎江寺塔，唐代建，明代重修，是长江航道的标志。水文站选址在这里，可能因为塔可以作为天文观测的参照物。”
“迎江寺塔……”林文渊搜索资料，“塔高七层，正好七。塔的位置，从水文站看去，是什么方位？”
他们用地图测距。水文站在鹅毛洲南端，迎江寺塔在江北岸，大致在西北方向，距离约两公里。
“西北是乾位，天位。”秦建国想起八卦方位，“如果水文站是‘艮’（东北），那么塔在‘乾’（西北），形成艮-乾连线。在风水里，艮为山，乾为天，山天组合是‘大畜’卦，象征积蓄、涵养。”
“又是周易。”林文渊摇头，“周维明到底多喜欢这套？”
“那一代人都喜欢。传统文化是他们的知识底色，科学是新学的工具。他们会用科学方法实现传统理念。”秦建国说，“就像他用光学原理实现‘江心见月’，用工程方法实现‘三枢联动’。形式是传统的，内核是科学的。”
“所以水文站和塔的对应，可能不只是风水，还有实际功能？”林文渊思考，“塔可以作为观测的基准点。测量角度、方位时，高塔是绝佳参照。”
“对。而且塔是古建筑，位置固定，几百年不变。以它为参照，可以精确定位。”
他们去了一趟迎江寺。塔是砖石结构，七层，可以登临。在顶层，视野开阔，长江、鹅毛洲、整个安庆城尽收眼底。秦建国用望远镜看向水文站遗址，直线距离约两公里，方位角约45度——正是东北方，艮位。
“从塔看水文站，是艮位。从水文站看塔，是乾位。”他记下数据，“如果水文站地下有东西，可能和塔有视线关联。”
回到旅馆，秦建国在笔记本上画示意图：塔为A点，水文站为B点，连线AB。假设地下结构在B点下方，那么从A点观察，B点是一个地面标记。但B点本身可能不是目标，目标可能在AB延长线上的某个点C。
“立竿测影，测量的影长，可能给出了C点相对于B点的距离和方向。”他推算，“月影落在‘艮’位，但‘艮’是东北方，而塔在西北方。所以C点可能在另一个方向。”
他重新阅读周维明笔记中关于“立竿测影”的记载：“可于原址立竿，竿长七尺，于上述时刻，量影长，可复得。”
“可复得”——可以重新得到。得到什么？坐标？距离？还是别的？
“影长是一个长度数值。”秦建国计算，“七尺竿，在特定时刻的影长，与月亮的高度角有关。月亮高度角与观测地纬度、日期、时间有关。已知纬度30.5度，日期7月15日，时间午夜，可以计算出理论影长。但周维明说‘量影长’，意味着影长本身是数据，不是用来计算角度的中间量。”
他将这些参数输入天文软件，计算1939年7月15日午夜，安庆地区月亮的高度角。结果显示，月亮高度约28度。七尺竿（2.33米）的影长应该是竿长除以tan(28度)，约4.38米。
“4.38米，这是理论影长。但实际影长还取决于地面坡度、大气折射等。周维明可能给出了一个修正值，或者影长直接就是密码。”
4.38米，可以理解为438厘米。如果是密码，可能表示438，或者4.38，或者43.8。
秦建国尝试各种组合。438可能是一个距离（438米），或者一个角度（438度显然不对，但438除以360余78度，可能是方位角）。4.38可能是一个比例。
没有更多信息，无法确定。
三天后，地球物理勘探团队到达。他们用更先进的设备对水文站遗址进行精细扫描，得到了地下结构的三维图像。
结果显示，地下七米深处，有一个规整的砖砌空间，约三米见方，高两米。空间内有一个金属箱体，大小约一米乘半米乘半米。从空间向上，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但通道在五米处被塌陷的土石堵塞。通道的出口，可能就在水池基座下方。
“结构保存完好，没有进水的迹象。”勘探队长说，“金属箱可能是铁皮箱，有锈蚀，但还没完全烂掉。空间是密闭的，空气不流通，可能形成了低氧环境，有利于保存。”
“能确定箱子里有什么吗？”
“金属探测显示箱体内部有多个小金属体，可能是金属物品，也可能是包装用的金属皮。具体要开挖才知道。”
开挖需要正式的考古发掘手续。安庆文物局很重视，但流程需要时间。秦建国和林文渊不能久留，决定先回各自城市，等手续办好再过来。
回北京的火车上，秦建国整理着这次考察的资料。笔记本上记满了数据、草图、推测。他望着窗外飞驰的田野，忽然想起周秉谦的话：“就像他们在黑暗里点了一盏灯，不知道能亮多久，但点了，就可能有后来人借着光，找到路。”
现在，他们这些后来人，正借着八十年前点的光，在时间的迷雾中寻找道路。光很微弱，路很曲折，但每一步，都离那个时代的用心更近一点。
回到北京，秦建国继续他的修复工作。唐代陶俑的修复已接近尾声，缺失的部分用可识别的材料填补，既恢复原貌，又留下修复痕迹。这是现代文物保护的理念：不掩盖历史，不伪造完整，让时间层可见。
就像周维明的系统，不隐藏“隐藏”的痕迹，反而留下线索，让寻找的过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几天后，安庆传来消息：发掘手续批下来了，但需要等到梅雨季结束，大约七月初开工。正好是周维明设定的“江心见月，斗柄指南”的时间。
“到时候，我们可以在现场实测月影。”林文渊在电话里说，“虽然建筑不在了，但我们可以用现代仪器模拟。如果真能测到影长，和计算值对比，也许能破解密码。”
秦建国同意。在等待期间，他继续研究天津文物的符号系统。三维星图模型越来越完善，他开始尝试将符号与实际的星空对应。
他选取1939年7月15日午夜的星空，将144个符号对应到当时的恒星。结果发现，符号的八卦属性与恒星的颜色、亮度有粗略对应：红色亮星多对应“离”（火），蓝色星多对应“坎”（水），黄色星多对应“坤”（土，但缺坤，用“艮”替代）。数字可能表示星等，天干可能表示方位。
但这不是精确的天文图，而是一种象征性映射。周维明用文物对应星星，不是为了记录星空，而是为了表达一个概念：地上的文物，如同天上的星星，各有其位，各有其光，共同构成文明的星空。
“文物是文明的星辰。”秦建国在记录中写道，“有些明亮如北斗，指引方向；有些暗淡如微光，但不可或缺。星辰会隐没，但星空永在。文物会散失，但文明永续。周维明做的，是画一张星图，告诉后人：这些星辰在这里，它们曾经闪耀，它们值得被看见。”
六月底，天津博物馆的“隐秘的星光”展览进入最后布展阶段。秦建国受邀参与内容设计。在展厅里，他看到了那些熟悉的文物，在专业的灯光下，安静地陈列在展柜中。
每一件文物旁，除了常规说明，还有一个小小的标签，展示着周维明写的符号：“震四·丙”“坎六·壬”“艮七·戊”……标签下方有一行小字：“符号系统解读中，欢迎提供线索。”
这是秦建国的建议：不假装完全读懂，诚实地展示未知，邀请观众一起思考。文物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也是对话的起点。
展览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互动区，用投影再现星图系统。观众可以操作触摸屏，将文物符号拖拽到星空背景上，看它们如何组成星座。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虽然他们不懂八卦天干，但看到了“点点连线”的乐趣。
周秉谦从美国发来了视频致辞。在视频里，老人站在自家书房，背后是孙女画的那幅星空画。他说：“我的父亲和叔公，是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做了他们认为该做的事。他们藏的不仅是文物，也是一种信念：文明值得传承，智慧值得分享，美值得记忆。感谢所有让这些记忆重见天日的人。”
开展那天，秦建国站在展厅中央，看着那些跨越千年、百年的器物，看着那些细致优雅的符号，看着观众好奇而专注的脸，忽然感到一种平静的圆满。
修复文物，是让破碎的重新完整。但完整不是终点，被看见、被理解、被传递，才是。
七月初，梅雨暂歇，安庆的发掘开始了。秦建国和林文渊再次来到鹅毛洲。这次有专业的考古队伍，工作进展顺利。先清理了水池基座，然后在基座旁开挖探方，小心地向下发掘。
在五米深处，他们找到了塌陷的通道。通道用青砖砌成，宽仅容一人通过，内有木梯，但已腐朽。清理后，继续向下，在七米深处，通道连接到一个砖室。
砖室保存完好，干燥通风（有隐蔽的通风孔）。室内正中，放着一个铁皮箱，箱体有锈蚀，但整体完整。箱子上挂着一把铜锁，锁上刻着七个字：“开此锁者，需明七法。”
“七法锁。”秦建国认出来，“和周家老宅的七序锁类似，但更复杂。”
箱子旁，还有一个石碑，碑上刻着字。拂去灰尘，看清是周维明的笔迹：
“后来者见字如晤。余设此藏，非为珍宝，而为考验。得见此室，已是聪慧。然开箱非易，需解三问：一问天，二问地，三问己。天者，北辰大火之夹角，可于甲子年夏至测得。地者，此室至迎江寺塔之方位距离，已于月影中示。己者，津宁所藏，可成何图？三问得答，锁钥自现。维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
“三问。”林文渊读完，“天、地、人。果然是周维明的风格。”
“天问，我们已经知道，观测北辰与大火星的夹角，在甲子年夏至。但下一个甲子年是2044年，还有二十多年。”秦建国说。
“也许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计算1939年或1984年的夹角，如果周维明设定了具体数值，那数值可能不变。”林文渊说。
“地问，此室至塔的方位距离，在月影中示。我们需要测量月影长度，然后解读。”秦建国看向箱子，“人问，津宁所藏，可成何图？这需要我们整合天津和南京的发现，拼出完整星图。”
“三问得答，锁钥自现。”林文渊观察铜锁，“锁是特制的，没有钥匙孔，只有七个转盘，每个转盘上有天干地支和八卦符号。需要输入七个字符的密码。”
七个字符，对应七法。
秦建国想起《七法锁钥》中的话：“七法者，天地人三才，加四象。天为时，地为位，人为心，四象为用。”天津文物对应“地”（位置），南京方法对应“人”（智慧），安庆钥匙对应“天”（时间），而“四象”可能是开启的方法。
“我们需要时间。”他对考古领队说，“箱子不能强行打开，需要解码。我建议将箱子整体提取，送到实验室，在控制环境下研究。”
领队同意。箱子被小心地吊出地面，运往安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专家们开始研究这把“七法锁”。
锁的七个转盘，每个有十个符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每个转盘可以独立转动，但七个转盘之间似乎有联动机制，转动一个，其他会有限制。
“这是机械密码锁，但设计精巧。”锁具专家研究后说，“七个转盘的正确组合只有一种，错了一定次数，可能会触发内部机关，毁坏箱内物品。必须谨慎。”
秦建国、林文渊和几位密码学、天文学、历史学专家组成小组，开始破解“三问”。
第一问天：北辰与大火星的夹角。他们计算了1939年、1984年夏至时的夹角，分别是47.3度和47.5度，变化很小。由于岁差，夹角缓慢变化，到2044年大约是47.7度。取整数，可能是47度或48度。
但七个转盘的密码是字符，不是数字。需要将度数转化为字符。可能用天干地支表示：47度，4为丁，7为庚？但天干只有十个，最大是癸（10），数字7是庚。
第二问地：水文站砖室至迎江寺塔的方位距离。他们用全站仪精确测量：方位角43.8度（东北偏北），距离218.5米。43.8度，让他们想起之前计算的月影长度4.38米，数字相同。
“4.38米是影长，43.8度是方位角。”秦建国说，“周维明用影长暗示方位。但距离218.5米，这个数字怎么来？”
他们重新检查月影计算。如果竿长7尺（2.33米），月亮高度28度，影长应该是4.38米。但4.38米是直线影长，实际影长还取决于地面坡度。水文站地面是平的，影长就是4.38米。
“4.38米，可能是比例尺。”林文渊想到，“如果地图比例是1:50，那么4.38米对应地图上的8.76厘米。但这里没有地图。”
“或者，4.38是三角函数值。”一位数学专家说，“tan(28度)约等于0.5317，t(28度)约等于1.8807，都不像4.38。但4.38除以7（竿长）等于0.6257，这个数字有点眼熟……”
“0.6257是黄金分割的倒数！”秦建国想起，“黄金分割φ约等于1.618，其倒数1/φ约等于0.618。0.6257接近0.618，可能因为测量或计算误差。”
“黄金分割？”林文渊思考，“如果影长与竿长之比接近黄金分割，那可能是有意设计。月亮高度28度，tan(28度)=0.5317，并不接近0.618。除非竿长不是7尺，或者测量时间不是午夜。”
他们重新检查周维明的笔记。“竿长七尺”明确，“上述时刻”指“月过中天，斗柄指南”的时刻，但“月过中天”不一定在午夜，取决于月相。满月时，月亮在午夜过中天；上弦月在傍晚，下弦月在凌晨。
“如果月相不是满月，月亮过中天的时间就不同，高度角也不同。”天文学专家计算，“1939年7月15日是农历五月二十九，月相是残月，月亮在凌晨过中天，高度角可能更低，影长更长。”
计算显示，如果是残月，月亮高度可能只有15度左右。tan(15度)=0.2679，影长会是竿长的3.732倍，即约8.7米，与4.38米不符。
“除非‘七尺’不是实际竿长，而是象征长度。”秦建国想到另一种可能，“‘七’是虚数，代表完整、循环。实际竿长可能是其他长度，使得影长与竿长之比为黄金分割。”
“但周维明是工程师，应该会用实际数据。”林文渊说，“可能我们想复杂了。4.38就是4.38，表示43.8度。方位角43.8度，这是确凿的测量数据。”
“那么距离218.5米呢？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
他们尝试各种分解。218.5除以4.38约等于49.9，接近50。218.5除以7约等于31.21。218.5本身，2+1+8+5=16，1+6=7，又是7。
“可能218.5就是实际距离，没有特别含义。”测量专家说，“从水文站到塔，直线距离就是218.5米。周维明可能只是要我们知道这个距离。”
“知道距离和方位，然后呢？”秦建国看着砖室的方位图，“从砖室向43.8度方向走218.5米，会到达塔的基座。但塔是古建筑，不能随意挖掘。”
“也许不是要我们挖塔，而是要我们以塔为参照，定位其他东西。”林文渊说，“塔是地面标志，砖室是地下点。两点连线，可能指向第三个点，或者确定一个平面。”
他们在地图上标出两点连线。从砖室（B点）向43.8度方向延伸218.5米，到达塔（A点）。继续延伸，会指向长江对岸的某个位置。对岸是安庆老城区，建筑密集。
“如果这是一条直线，那么线上可能还有其他标记点。”秦建国测量从砖室到对岸的距离，约800米。“但800米太远，中间没有明显的地标。”
“也许不是直线，而是射线。”数学专家说，“从砖室出发，经过塔，继续延伸。塔可能是一个中转点，而不是终点。”
第三问人：津宁所藏，可成何图？这需要整合天津和南京的发现。
秦建国将他建立的三维星图模型展示给小组。144个文物符号在三维空间中形成苍龙七宿的图案，但图案是动态的，可以旋转。
“如果这是‘人’的答案，那么它可能对应锁上的某个设置。”秦建国说，“七个转盘，可能对应苍龙七宿的七个主要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每个星宿有对应的八卦、天干、地支属性。”
他查资料：角宿属木，对应震卦，天干甲乙；亢宿属金，对应乾卦，天干庚辛；氐宿属土，对应坤卦（但缺坤，用艮代），天干戊己；房宿属日，对应离卦，天干丙丁；心宿（大火星）属月，对应坎卦，天干壬癸；尾宿属火，对应离卦（重复），天干丙丁；箕宿属水，对应坎卦（重复），天干壬癸。
“但锁上每个转盘都有天干、地支、八卦，需要组合。”秦建国尝试将七个星宿的属性分配到七个转盘，但地支不确定。
“地支可能表示时间。”历史专家说，“十二地支对应十二时辰，也对应十二月。苍龙七宿在天空中的位置随时间变化，可能对应特定的月份或时辰。”
他们计算1939年夏至时的天象：苍龙七宿在黄昏时位于东方地平线。角宿升起约在晚上8点，是戌时（狗时）。戌对应地支“戌”。
“如果以角宿为起始，地支用‘戌’，那么七个转盘的地支可能是连续的十二地支序列：戌、亥、子、丑、寅、卯、辰。”秦建国排列，“但七个转盘，只需要七个地支，从戌开始，顺次是戌、亥、子、丑、寅、卯、辰。”
这样，七个转盘的属性暂定为：
1. 角宿：震卦，甲/乙，地支戌
2. 亢宿：乾卦，庚/辛，地支亥
3. 氐宿：艮卦，戊/己，地支子
4. 房宿：离卦，丙/丁，地支丑
5. 心宿：坎卦，壬/癸，地支寅
6. 尾宿：离卦，丙/丁，地支卯
7. 箕宿：坎卦，壬/癸，地支辰
每个转盘有两个天干可选，需要确定用哪一个。
“可能用天干表示阴阳。”易学专家说，“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苍龙七宿中，角、氐、心、箕为阳宿，用阳干；亢、房、尾为阴宿，用阴干。但心宿是大火星，是苍龙的心脏，可能特殊处理。”
他们查古代星经，发现心宿确实特殊，常与帝王对应，用壬（阳水）而不用癸（阴水）。其他星宿，角用甲，氐用戊，箕用壬；亢用辛，房用丁，尾用丁。
这样，七个转盘的设定为：
1. 角：震，甲，戌
2. 亢：乾，辛，亥
3. 氐：艮，戊，子
4. 房：离，丁，丑
5. 心：坎，壬，寅
6. 尾：离，丁，卯
7. 箕：坎，壬，辰
“但锁上每个转盘只能选一个天干、一个地支、一个卦。”秦建国说，“我们需要转动转盘，让每个盘显示正确的组合。”
他们尝试转动。转盘是同心圆结构，最内圈是天干，中间是地支，最外是八卦。转动时有卡顿感，可能内部有机关联动。
小心地，他们将第一个转盘转到“震-甲-戌”，第二个转到“乾-辛-亥”，第三个转到“艮-戊-子”，第四个转到“离-丁-丑”，第五个转到“坎-壬-寅”，第六个转到“离-丁-卯”，第七个转到“坎-壬-辰”。
全部转完后，锁内传来轻微的“咔哒”声，但锁没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