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杞“扑通”跪倒，还想说什么，德宗已经拂袖转入后殿。
正月初一的奉天，雪停了，天色却依旧阴沉。德宗在偏殿召见陆贽，案上摊着河北送来的急报：王武俊称王，田悦自立，李纳也不安分……
“陛下，不能再打了。”陆贽说得直白，“朝廷没钱，兵也乏了。李怀光虽未反，但怨气已生。再这么下去……”
“那你说怎么办？”德宗苦笑，“让朕向那些叛臣低头？”
“不是低头，是转身。”陆贽从袖中取出一卷文稿，“臣草拟了一份诏书，请陛下过目。”
德宗接过来，越看眼睛瞪得越大。看到最后，他抬头盯着陆贽：“这……这真是让朕发的？”
“一字一句，皆为陛下江山计。”陆贽跪下，“陛下，刀枪能杀人，有时却杀不尽人心里的怨气。这份诏书若能收服三镇，剩下李希烈一介狂徒，何足道哉？”
德宗拿着那卷纸，手微微发抖。纸上写着“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字字如针，扎在他心头。
良久，他提起朱笔，在末尾签下“可”字。笔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诏书是正月十五发出的。驿马踏着残雪奔向四方，马上驿卒心里直打鼓：这诏书里皇帝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还说要赦免所有叛将——这送到河北，那些节度使不得笑掉大牙？
王武俊接到诏书时，正在营中烤火。幕僚念到“朕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时，他手里的酒杯停在了半空。
“再念一遍？”他眯起眼。
幕僚又念。念到“李纳、田悦、王武俊等，皆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时，王武俊忽然“哈”地笑出声。
“抚驭乖方……好个抚驭乖方！”他站起来踱了两步，“这李适，居然认怂了？”
“主公，依属下看，这不是怂。”老谋士从角落里出声，“这是以退为进。陛下把错都揽自己身上，给了咱们台阶下。若再不识抬举……”
王武俊不笑了。他盯着诏书上“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那几行字，沉吟半晌。
三天后，魏博节度使田悦的使者到了。两人在密室里嘀咕半天，最后王武俊送客时说：“回去告诉你家主公，王某这就上表请罪——不过李希烈那疯子，怕是没这么容易回头。”
果然，李希烈接到诏书，当场撕了个粉碎：“假惺惺！老子就要当皇帝，他能奈我何？”
二月，李希烈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而与此同时，王武俊、田悦、李纳的请罪表章，已经摆在了德宗的案头。
司马光说：
“卢杞之奸，天下共知，而德宗蔽之至深，何也？盖人主喜顺恶逆，杞能伺意承颜，而怀光辈直谏忤旨。及至军情汹汹，德宗方贬杞以谢将，何其晚也！至于《罪己诏》下而三镇归，可见人主能自讼，则天下虽有叛将，犹有向化之心。然赦令数下，威信渐弛，此又矫枉过直之患矣。”
作者说：
读这段历史，我常琢磨一个有趣的问题：卢杞真的是“奸臣”吗？传统史书当然这么写，但细想之下，他那些排挤同僚、阻挠武将的行为，与其说是“奸”，不如说是“蠢”——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之蠢。他所有决策的逻辑出发点都是“如何巩固我的相位”，而非“如何利于国家”。这种短视的自我保全，在承平年代或许只是惹人厌，但在乱世就是致命毒药。
更值得玩味的是德宗的心理转折。从死要面子不肯认错，到被迫贬斥卢杞，再到主动发布那样一份把自己贬到泥土里的《罪己诏》——这背后不完全是帝王心术，更像是一个被现实打趴下的人，终于学会了弯腰。诏书中那句“朕实不君”，表面是自责，实则是政治智慧：当皇帝承认自己不是完美的“君”，反而更能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能与各方势力讨价还价的谈判者。
而藩镇的反应也耐人寻味。王武俊们不是被诏书的“真诚”感动，而是精明地计算了利弊：皇帝给了台阶，此时不下，难道真跟李希烈那个疯子一起走到黑？这份《罪己诏》与其说是道德感召，不如说是一份精心设计政治契约，重新定义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底线。
本章金句：龙袍虽重，有时需弯腰方能拾起民心；铁甲虽坚，终究挡不住纸上的刀锋。
如果你是德宗，在奉天行宫那个寒冷的腊月，面对李怀光的步步紧逼和卢杞的哭诉求饶，你会当场做出怎样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