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四月五日，清明。
上海静安寺公墓飘着毛毛雨，空气里有股子香烛和湿泥土混在一起的味道。十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稀稀拉拉站在一块新立的石碑前，李士群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份讲稿。
他瘦了，眼窝深陷，两颊塌下去，但眼睛里烧着一种病态的光。
“今日，我们在此祭奠为和平事业捐躯的同仁……”李士群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站在后排的两个年轻特务互相使了个眼色。
“李主任这讲话稿，背了三天了吧？”
“嘘——小声点。自打虹口实验室炸了，日本人那边不待见他，他这是做给上面看呢。”
“看什么看，汪先生那边现在重用周佛海，谁还理他……”
“都闭嘴。”一个老特务低声呵斥。
公墓角落的一棵梧桐树下，高志杰撑着把黑伞，帽檐压得很低。他穿着件半旧的灰色长衫，像个来扫墓的普通市民。左肩的伤已经好了，但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医生说子弹擦过肩胛骨，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的沟壑。
他看着二十米外的李士群，看着那身熨得笔挺的中山装，看着那张曾经意气风发、如今却写满焦虑和疯狂的脸。
三个月前，这个人还是上海滩最令人胆寒的名字之一。现在呢？
高志杰的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弧度。他不着急，一点也不。有些债，得慢慢还。
“……诸君英灵不远，必佑我和平大业！”李士群提高了声调，手臂用力一挥。
稀稀拉拉的掌声。
仪式草草结束。李士群钻进黑色轿车，车子发动时，他透过车窗死死盯着那块新立的石碑，眼神像要把它烧穿。
“开车。”他对司机说。
车子驶出公墓。高志杰收起伞，转身朝反方向走。雨丝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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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公墓大门，往东走两条街就是租界区。街上的景致一下子变了——咖啡馆飘出烘焙的香气，西装革履的洋行职员匆匆走过，穿着旗袍的女士挽着男士的手臂，笑声清脆。
高志杰在一家报摊前停下。
“《申报》，来一份。”
“先生，今朝头版是南京的大事体。”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递过报纸时压低声音，“汪先生那边……正式挂牌了。”
高志杰接过报纸。头版是汪精卫在南京就职的大幅照片，标题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平建国新篇章》。
他面无表情地翻到第二版。
社会新闻，商业广告，戏曲预告……他的目光在角落停住了。
那是一则寻人启事，很小的一块：
“寻找四月五日在外滩遗失怀表者，表壳内刻‘楚’字。请至霞飞路卡夫咖啡馆，每日下午三点。”
高志杰盯着那行字，看了整整十秒钟。
雨滴落在报纸上，把那小块油墨洇开了一点。他手指动了动，几乎要把报纸捏皱，但最终还是松开了。
他折起报纸，夹在腋下，继续往前走。
下午三点。卡夫咖啡馆。楚。
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像一把钥匙，轻轻插进他心底某个锁了三月的盒子。
但他没有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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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路卡夫咖啡馆的二楼临窗位置，林楚君穿着一身素色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简单的髻。她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勺子轻轻搅动着。
窗外人来人往。三点零五分。三点十分。三点一刻。
她看着街对面钟表店的招牌，看着黄包车夫拉着客人跑过，看着两个穿学生装的姑娘捧着书说说笑笑走过。
他没有来。
或者说，他可能来了，但没有现身。
林楚君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苦，凉，像她此刻的心情。但她嘴角却浮起一丝笑意——苦涩的，却又带着某种释然。
她本来也没指望他真的来。
那则启事，是她和根据地领导争取来的。领导说太冒险，她说，总得试一试。“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在上海，他需要知道……火种还在。”
“如果他没来呢？”
“那至少我试过了。”
林楚君放下杯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布包里是她在苏北做的那个简陋的传动模型——齿轮、铁丝、核桃壳关节。还有那张阿四寄来的素描。
她把这两样东西用布重新包好，招手叫来侍者。
“小姐有什么吩咐？”
“这个布包，”林楚君用流利的法语说，“请帮我保管。如果……如果有一位姓陈的先生来问，就交给他。”
侍者接过布包，有些疑惑：“这位陈先生有什么特征吗？”
“没有特征。”林楚君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但他如果来，会说出今天的日期。”
她付了钱，下楼，走出咖啡馆。春日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没有回头，径直走向街角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那是地下党安排的，送她去码头的车。
车子发动，驶向十六铺。她要去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回苏北。
车窗外的上海在她眼中倒退。百乐门的招牌，跑马场的钟楼，苏州河上冒着黑烟的小火轮……这座城市承载了她最绚烂也最惨烈的青春。
“再见了。”她在心里轻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