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三〇七年，晋光熙二年，五月，倭国，大和国，葛城（今日本奈良县一带）。
时已初夏，濑内海的季风裹挟着湿咸的水汽，掠过绵延的丘陵与大片新插了秧、泛着嫩绿的水田。
在这片被后世称为“大和盆地”的平原上，散布着许多以夯土筑基、茅草覆顶的“竖穴式”或“高床式”建筑群落。
其中规模最庞大、屋舍最高耸、木栅与壕沟环绕最为森严的一处，便是此时权势煊赫的葛城氏一族的本据地。
而在葛城氏势力范围的边缘，一处背靠缓坡、面朝清澈溪流的僻静谷地，独立着一组维护得颇为精良的馆舍。
这里便是“大鹪鹙”的居所。
“大鹪鹙”并非本名，而是倭国贵族中常用的一种尊称或别名，常与禽鸟相关，寓意敏捷或祥瑞。其人在葛城氏乃至整个大和朝廷中，地位特殊。
他并非葛城氏的嫡流宗子，也非掌控兵马、权倾朝野的“大连”（如葛城氏、平群氏首领）或统辖部民的“伴造”，但因其年少时曾作为“遣人”（使节）随船队冒险渡海，前往遥远的“带方郡”（汉四郡故地，当时已被高句丽占据）及更远的晋地（中国），学习过汉文典籍，粗通华夏礼仪，数年前归来时还带回了一些被倭人视若珍宝的晋朝器物（如铜镜、玉器、丝绸残片），因此在以葛城氏为首的“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体系中，担任着类似“文胆”或“外交顾问”的角色，负责与来自朝鲜半岛“任那日本府”（伽耶地区倭人据点）的“渡来人”（归化人，主要是工匠、学者）打交道，解读偶尔来自海对面的汉字文书，地位超然却无实权。
日头西斜，将馆舍的影子拉得老长。
大鹪鹙刚回到自己那间位于馆舍最深处的“奥之间”（内室）。
这间屋子不经允许，连最亲近的侍从也不得靠近。
大鹪鹙年约四旬，面容清癯，带着常年伏案与思索的痕迹，颌下留着倭国上层贵族常见的短髯。
身上穿着由渡来人织工仿制晋朝样式制作的浅青色曲裾深衣，只是布料粗糙，染色也不甚均匀，针脚更远不如真正晋衣精细，在这倭国已算极为体面。
此刻，大鹪鹙眉宇间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疲惫，更深处还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焦躁。
今日，大鹪鹙被“大王”（此时在位的很可能是“赞”或“珍”）召入葛城氏主持的宫邸，参与了一场关于如何应对北方“毛人”（虾夷人）袭扰边境，以及如何回复来自“任那”的求援（新罗势力扩张，挤压伽耶倭人据点）的冗长议事。
席间，葛城氏、平群氏、苏我氏等大姓豪族首领各执一词，明争暗斗，只为自家牟取更多的土地、人口和征讨之权，令他心生厌倦与无力。
大鹪鹙并非不关心国事，只是心中始终记挂着一件更为紧要、也更为隐秘的事，以至于在议事时屡屡走神，引得坐于上首的大王不悦地瞥了他好几眼。
“主君，您回来了。要先沐浴吗？还是先用些饭食？” 一名穿着整洁麻衣、发式也不同于寻常倭人少女、更近似半岛风格的年轻女子跪在门边，以额触地，恭敬地问道。
她是数年前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韩锻冶”（朝鲜冶铁工匠）之女，因聪慧伶俐，略通汉语，被大鹪鹙留在身边伺候笔墨，也负责照料这间不许寻常下人进入的内室。
“不必。” 大鹪鹙摆摆手，声音因议事时的沉默和心绪不宁而有些干涩，“你们都退下，没有我的召唤，任何人不得靠近此间十步之内。记住，是任何人。”
他强调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