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的目光变得更为锐利，直视着陈恭澍：“所以，于公于私，你都要竭尽全力，继续寻找王汉彰的下落。我再说得明确一点：活要见人，死……也要见尸。必须有一个确切的交代。”
陈恭澍身体猛地一挺，脚跟并拢，立正答道：“是！特派员！属下明白！一定调动一切资源，尽早将王汉彰找出来，给您、也给组织一个明确的交代！”
郑介民下达明确指令的当日下午，北平城的大小报童就挥舞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窜遍了街头巷尾，用他们特有的、拉长了调门的嗓音吆喝着：“号外！号外！大汉奸张敬尧东窗事发，被义士诛杀于六国饭店！”
“看报看报！《京华时报》独家披露，张敬尧勾结日寇，阴谋叛国！”
很快，《京华时报》上刊登的一则简短而有力的“声明”，就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浪涛。声明以“专除汉奸救国团”的名义发布，言辞铿锵：“查张逆敬尧，秉性奸猾，昔日在湘，虐民肥己，罪恶昭彰。下野后不思悔改，潜伏津沽，近更变本加厉，阴谋建立华北伪国，受日寇七百万元之巨款，企图在平津策动暴乱，以遂其卖国求荣之狼子野心。此等国贼，神人共愤，天地不容！本团出于义愤，为国除奸，已于日前诛此巨憝。望全国同胞，值此民族危难之际，同心协力，共御外敌，肃清内奸，还我河山！”
这则声明虽未得到任何官方证实，但其内容细节详实，尤其是七百万元巨款一说，语气正义凛然，瞬间点燃了民众积蓄已久的对汉奸的痛恨与对时局的忧愤。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北平、天津，继而向全国扩散。
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界和市民阶层，一片欢腾鼓舞！张敬尧此人在湖南担任督军时，横征暴敛，滥发纸币，纵兵扰民，弄得三湘大地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早已是臭名昭着。
下野后跑到天津当起了“寓公”，本以为他会就此消停，没想到竟暗中与日寇勾结，妄图分裂国土，重温军阀旧梦！
如今此獠被“义士”诛杀，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茶馆酒肆里，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言语间充满了快意。虽然也有少数声音谨慎地探讨刺杀背后的复杂局势，但主流舆论无疑是一片叫好之声。
张敬尧的被刺身亡，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仇杀或惩戒。它像一柄精准的匕首，狠狠刺入了日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等人精心编织的华北阴谋网络之中。
他们原本计划利用张敬尧这类失意军阀、政客的声望与残余势力，拼凑起所谓的“平津第二集团军”，作为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的武装支柱之一。
张敬尧一死，这个尚未成型的关键支柱瞬间崩塌，“第二集团军”的计划胎死腹中。更让日方措手不及的是，计划中内定的“平津第一集团军”司令、另一位下野军阀孙传芳，被张敬尧血溅六国饭店的惨状吓得魂飞魄散。
他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竟不顾日方的劝阻和已到手的大笔活动经费，仓皇带着家眷，以“考察欧洲军事”为名，匆匆登船远遁欧洲去了。日寇经营多时的华北“代理人”计划，尚未正式登台，便已损兵折将，遭遇重挫。
又过了三四日，天津发行量不小的《庸报》上，刊登出了一则颇为引人注目的“鸣冤启事”，署名是“张敬尧之女张继侠”。启事中，张继侠悲切陈述其父“近年来息影津门，深居简出，潜心佛学，与世无争”，称刺杀乃是“暴徒妄为”，其父是“含冤蒙垢”，要求当局“严缉凶徒，以彰法纪”。
然而，在举国对汉奸喊打喊杀的大氛围下，这则鸣冤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有些滑稽。非但没有引发多少同情，反而引得一众文人墨客在报章上撰文，旧事重提，历数张敬尧在湖南时的种种劣迹。
什么“张毒种烟”强迫农民种鸦片、“血洗学生”等陈年旧账都被翻了出来，名声本就够臭的张敬尧，被这帮文人批驳得体无完肤。张继侠的鸣冤，无非是给本就喧闹的舆论场，又添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然而，在这沸沸扬扬的舆论漩涡背后，在军统北平站那间幽静的办公室里，陈恭澍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表面的成功与欢庆，掩盖不住他内心深处越来越大的空洞与焦虑。
王汉彰到底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