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15日，上午九点整。
一列喷吐着浓黑煤烟、车身满是尘土的旧式蒸汽火车，伴随着刺耳的汽笛和“哐当哐当”的巨响，缓缓驶入天津火车总站的月台。
这是一列从滦县方向开来的慢车，车上挤满了各色人等：穿着破烂军装的伤兵、拖家带口的难民、满脸煤灰的工人、神色警惕的商贩，空气浑浊不堪，汗味、烟味、食物馊味混杂。
王汉彰就混在这群人中间，随着人流，脚步略显蹒跚地走下车厢。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藏蓝色工装，像是开滦煤矿维修车间里的技术工人。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沾满煤尘的旧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小半张脸。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帆布质地的工具包，边角磨损得厉害，看上去沉甸甸的，装满了“工具”和“零件”。他微微佝偻着背，脸上带着长途奔波后的疲惫和麻木，混在那些同样满面风尘的旅客中间，毫不起眼。
月台上嘈杂喧闹，扛着大包小包的脚夫吆喝着穿行，接站的人伸长脖子张望，维持秩序的警察挥舞着警棍，不耐烦地驱赶着堵塞通道的人。
王汉彰低着头，顺着人流，慢慢朝出站口挪动。他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有没有可疑的盯梢目光？有没有熟悉的面孔？站内墙上贴着的通缉告示有没有新的内容？
一切似乎都还算正常。天津总站还是那个老样子，混乱、拥挤、充满活力，也充满不确定性。
走出高大的拱形出站口，午前略显刺眼的阳光扑面而来。车站前广场上更是人声鼎沸，胶皮车、马车、汽车喇叭声、小贩叫卖声混成一片。
而就在这片喧嚣中，一队学生正举着纸旗，排着不算整齐但充满激情的队伍，从广场一侧经过，看样子是要往市政府或日租界方向去游行请愿。
这些学生大多十七八岁年纪，穿着学生制服或朴素的布衫，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热血和忧国忧民的愤慨。
他们边走，边用有些嘶哑却无比坚定的声音齐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歌声嘹亮，带着一种悲壮又激昂的力量，穿透了市井的嘈杂，吸引了周围不少行人的目光。有人驻足观望，眼神复杂；有人摇头叹气，匆匆走开；也有人受感染，低声跟着哼唱。
王汉彰也停下了脚步，站在广场边缘一个卖烟卷的小摊旁，帽檐下的目光追随着那队年轻的背影。歌声传入耳中，让他想起长城方向正在进行的惨烈战斗，也想起自己一个月前在六国饭店那三声枪响。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挣扎、抵抗、求生。他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热血，有苍凉，也有深深的疲惫。
学生的队伍渐渐走远，歌声也消散在风中。王汉彰收回目光，压了压帽檐，走到路边，上了一辆比商黄牌电车。电车上人不多，王汉彰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靠在车座上，看似闭目养神，实则耳朵竖着，留意着车外的一切动静，眼睛也时不时眯开一条缝，观察着路线和周围环境。
天津，他太熟悉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拐角，甚至某些店铺招牌的样式，都深深印在脑子里。阔别一个多月，再次呼吸到这座沿海城市特有的、混合着海河水汽、煤烟和市井百味的空气，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心头。这里是他的根，是他的江湖，有他的产业，他的兄弟，也有他的牵挂和……潜在的危机。
在于瞎子那番“预言”的阴影下，这熟悉的城市景象，似乎也蒙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那“劫煞路”会在何处？“取舍关”又设在哪里？
车到天津海关站停了下来，王汉彰付了一毛钱的车费，下了车，在街口站了片刻，观察四周。确认安全后，他才步行穿过两条小巷，从另一条路绕进了英租界。
租界里街道相对整洁安静，西式建筑林立，行人衣着体面，巡捕挎着警棍迈着方步。他避开主要干道，专走小街，最终来到了天宝楼影院附近。
上午时分，影院刚刚开门营业不久。夜场散去的冷清还未完全褪去，早场电影还没开始，大厅里只有零星几个等待的客人和打着哈欠收拾卫生的伙计。王汉彰没有走正门，他熟门熟路地绕到影院侧面一条窄巷，从一扇不起眼的、专供员工进出的小门闪身而入。
守门的伙计认得他，刚要惊呼，被他一个眼神制止。他点点头，示意对方噤声，然后快步穿过堆放着旧胶片盒和宣传板的杂物通道，直接从内部楼梯上了二楼。
经理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王汉彰轻轻推开，走了进去。
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实用。高森正背对着门，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低头仔细地看着摊开的账簿和几份文件，手里拿着钢笔，不时写写划划，眉头微锁，显然在为什么事情烦心。他穿着熨烫平整的灰色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角眉梢带着疲惫。
听到门被推开的声音，高森以为是伙计送茶水，头也没抬，随口说了句：“放桌上吧。”
王汉彰没有出声，轻轻带上门，走到办公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