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对！”另一个尖嘴猴腮的记者接口，“我听说第八师团进入承德时，老百姓都跪在路边磕头感谢呢！汤玉麟那个土匪，把热河刮地三尺，百姓苦不堪言。日本军队一来，秩序恢复了，买卖照做了，这不是王师是什么？咱们得好好写，这也是为了华北的和平嘛！”
他们的声音很大，毫不避讳，甚至带着一种刻意表现给可能存在的监听者听的讨好。周围一些记者听了，脸上露出或鄙夷、或愤怒、或无奈的表情，但大多转过头，看向窗外，或者闭目假寐，不愿与他们争论。
王汉彰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这些人的嘴脸，他太熟悉了。在天津卫的商场、码头、宴会厅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为了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任何东西，包括良心，包括脊梁。
只是此刻，在北上战场的火车上，听着他们将侵略美化成“王师”，将屠杀粉饰为“惩戒”，这种赤裸裸的无耻，让他感到一阵好笑！论起来卖国，这帮人还上不了台面！他们的这些言论，无非就是拾人牙慧罢了。这些货色，吃粑粑也赶不上热的！
他移开视线，看向车厢另一侧。
那里坐着几个沉默的记者。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老者，一直望着窗外，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腕上一串磨得发亮的念珠。一个三十多岁、面容清癯的男子，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正在快速地写着什么，眉头紧锁。还有一个年轻的女记者，齐耳短发，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着一个帆布包，指节泛白，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他们不说话，但那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不愿同流合污，却又无力反抗的、沉重的态度。
王汉彰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赵若媚的影子。那个傻女人，是不是也曾经这样，怀着一腔热血和幼稚的理想，奔赴她以为的“前线”？然后呢？然后就成了关东军司令部里等待“采访”的“误入歧途的学生”？
火车驶过清河，驶过沙河，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城市的杂乱建筑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田野和远处绵延的丘陵。麦田开始返青，一片片嫩绿铺展到天边，本该是充满生机的景象。
但仔细看，许多田地里空无一人，农舍破败，有的甚至只剩下焦黑的断壁残垣。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衣衫褴褛的农人，背着破烂的行李，沿着铁路线茫然地走着，不知要去向何方。
战争的气息，即使在这相对安全的列车里，也开始无声地弥漫。
下午四、五点钟，火车开始进入山区。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咣当、咣当”的巨响，在山谷间回荡。远处的燕山山脉，像一道青黑色的、巨大的屏风，横亘在天地之间。山势陡峭，植被稀疏，露出大片灰白色的岩石。
就在这时，车厢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
王汉彰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向窗外。
在左侧不远处的山脊上，一段古老的长城蜿蜒盘踞。灰色的墙砖，锯齿状的垛口，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苍凉的光。那本应是中华民族脊梁的象征，此刻，却在其中一座最高的箭楼上，赫然悬挂着一面旗帜——白底，中间一个刺目的红色圆盘。
日本的膏药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