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壁上，长久以来只悬着两行诗：“古今我爱陶元亮，乡里人称马少游。”这并非什么名家的墨宝，只是我自己信笔写就的，字迹算不得好，然而每有客来，总要对此端详片刻，继而露出一种了然而又不甚了然的微笑。我明白，他们是觉得这联句颇能映照我的性情，却又难以窥见那字句背后，我整个的精神疆域。
陶元亮，毫无疑问，正是那位以五柳自号的陶渊明啊！我深深地爱着他，但这份爱意并非源自于他那句广为人知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所营造出的那种表面上的闲适意境——毕竟这样的画面现在已经被太多人用来装点自己所谓的高雅情趣，沦为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罢了。真正让我心动不已的，是他那“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坚定和果敢。
他毅然决然地喊出了那句“归去来兮”，就像是用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干净利落地切断了与官场那些纷繁复杂的尘网之间的一切联系；又如同一个孤独的灵魂，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流浪之后，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并发出一声不容置疑的呼喊。
我热爱着他庭院里那棵孤零零挺立的松树，也喜欢看他在喝醉之后轻轻抚摸那张没有琴弦的古琴时的模样。更令我着迷的是，他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本事，可以把再普通不过的农家生活——清晨起来整理荒芜的田地，夜晚扛着锄头踏着月色归来——都变成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诗篇。在他眼中，辛勤的劳动并不是什么高雅情调的附属品，而高雅本身也绝非是对辛苦劳作的刻意美化，它们本来就是紧密相连、浑然天成的整体，共同起源于对生命本质最真实、最纯粹的坚守。
每当我在繁华都市的喧闹声中感到疲惫不堪的时候，眼前似乎就能浮现出他的身影。只见他身着简陋朴素的衣裳，头戴一顶葛布制成的头巾，静静地伫立在那片榆树柳树交织成的绿荫后面，或是站在桃花李花簇拥的厅堂前面，然后对着我投来一道宁静祥和的目光。这一瞥，便足以荡涤我满身的尘氛。
然而，马少游却是后汉时期马援的堂弟，这位堂弟对荣华富贵毫无兴趣。他所追求的目标非常简单明了：只要能让乡亲们称赞自己是个善良之人就足够了。 在那个极度注重功名利禄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想法无疑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清醒和退让啊！他并不渴望声名远扬，也不想成为诸侯眼中的红人，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耕种田地、研读诗书来传承家族，并以高尚的品德影响周围的邻居。
这里所说的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并非仅仅是虚名而已，它代表着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保持温和善良、谦恭节俭等优良品质，从而在故乡赢得实实在在的好名声。这种处世态度既低调又坚定，宛如隐藏在屋檐下方的坚固磐石一般默默承受着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但同时自身又显得如此默默无闻。
正因为如此，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陶渊明可谓是超脱尘世的极致境界，恰似那一轮孤傲高洁的精神明月，照亮了每一个在世俗牢笼中苦苦挣扎的后世子孙；而马少游则堪称安守家乡的楷模，犹如一块温润细腻的乡间宝玉，始终坚守着最为质朴纯真的人间情谊以及道德准则。
我之所以会深深喜爱他们二人，原因正在于我自己的人生轨迹恰好处于这两种截然不同风格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之中，并且成功找到了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宁静港湾。
我无缘隐居深山，却也幸而能居于这城郊的寓所。窗外没有车马喧，只有一小片自己开垦的园地。春日，我效仿渊明，种些瓜豆，虽也“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却并不以此为苦，反觉是自然予我的洗礼。秋夜，灯下读史，想见少游之为人，便觉那些功名争夺，尽是蜗角虚荣，远不如邻家老农送来的一筐新蔬，更能慰藉肠胃与心灵。
我的“出世”，便是每日里从案牍劳形中抽身，回到这书斋与园子的一刻，让心神与古人交游；我的“处乡”，便是与巷口的匠人、田边的老翁闲话桑麻，在他们淳朴的笑纹里，感受人世的温暖。我将渊明的超逸，化作了内心的圭臬；又将少游的平实，当作了行事的准则。
故而，那壁上的两行诗，于我而言，并非标榜，而是镜鉴。它照见我精神的来路与归宿。陶元亮给了我飞升的翅膀，让我能俯瞰尘世的纠葛；马少游则给了我立足的大地，让我能行走得踏实而从容。人生至此，虽不敢说已臻至境，但于这出世与处乡之间，我的心，总算有了一片可以自在栖居的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