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门被敲响时，我正在整理智利矿难的后续报道。抬头看了眼挂钟——晚上九点二十，早就过了下班时间。
请进。
门开了，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他约莫三十岁上下，穿着朴素的格子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旧牛皮纸信封。最让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那种锐利而执着的眼神，像是能看透人心。
陈默先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是《深度周刊》的记者张毅。
我示意他坐下，心里却升起一丝不安。这个名字莫名耳熟，却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有什么事吗？我问，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桌面。
张毅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一个瘦小的男孩，约莫十岁左右，站在一间土坯房前，眼神警惕地盯着镜头。
我的呼吸停滞了。那是张家沟，2005年。照片里的男孩就是蜷缩在墙角盯着我看的那个孩子——张德顺的儿子。
认得这张照片吗？张毅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砸在我心上，你站在镜头后面，刚给我妈十万块钱。
我的手指开始颤抖，不得不把它们压在膝盖下。你...你是...
张德顺的儿子。他嘴角扯出一个没有笑意的弧度，也是唯一活着知道真相的人。
窗外的霓虹灯闪烁，在张毅脸上投下变幻的光影。二十年前那个瘦弱男孩的影子，此刻正清晰地重叠在这个成熟男人的轮廓上。
什么真相？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张毅从信封里又取出几张纸，整齐地摊开在桌面上。最上面是一份名单——2005年8月我矿上的工人名单，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家庭情况和数字。张德顺的名字后面写着父母患病，两孩，10万，赵铁柱他们三个则是各3万。
老马的账本，张毅说，我在他死后整理遗物时发现的。
我的胃部一阵绞痛。老马死了？那个总是眯着眼笑，指甲缝永远干净的工头？
他去年肝癌走的，张毅像是读出了我的想法，临死前告诉了我一切。
他翻到下一页，那是一张手绘的矿井地图，几个区域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着日期和时间——正是发生塌方的日子。
老马策划了所有，张毅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知道哪里会塌，什么时候会塌。他挑最穷的工人，告诉他们你的，然后...
然后让他们去送死？我突然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音，就为了那点赔偿金？
张毅冷笑一声：那点？对你来说是，对他们来说是孩子上学的钱，是老人治病的钱，是活下去的希望！他猛地拍了下桌子，你知道老马抽多少吗？每个死人他抽五千！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不得不扶住桌子。那些零碎的片段突然拼合成完整的画面——老马干净的手，工人们计算的眼神，赵铁柱诡异的笑容...那不是笑容，是解脱。
为什么现在来找我？我艰难地问，二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