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盒子里的东西呢？衣服！两件很贵的羽绒服！”我急切的追问，心脏砰砰直跳。
站主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衣服？他连盒子一起卖给我的啊。九块钱。我看那盒子挺硬实，就当纸板称了。”
九块钱……我那价值一万多的“盔甲”，被他用九块钱，当成了废纸板？
一股冰凉的绝望，顺着我的脊椎爬了上来。
“那……那衣服呢？现在在哪儿？”我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
站主耸耸肩，带着我们走到那堆纸板前，用脚拨拉了几下，从底下扯出一个被压得变了形的、印着四爪鸟logo的纸盒，盒子已经裂开，那个防水的快递袋也破了。然后，他又从旁边一堆混杂的、散发着怪味的废旧纺织品里，拎出了两件外套。
那还是我的“四爪鸟”吗？
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原本挺括的面料现在布满了深深的、无法复原的褶皱，像是瞬间衰老的皮肤。白色的面料部分沾满了黑灰色的污渍，甚至还有疑似油渍的斑块。最致命的是，蓬松的羽绒填充物因为剧烈的挤压和拖拽，已经不均匀地团块状堆积在一起，有些地方鼓囊囊的，有些地方则薄得像层布。整个衣服扭曲、变形、肮脏，散发着废品站特有的腐朽气息。别说退换了，现在白送人，恐怕都没人要。
它们死了。在这废品回收站里，以一种极其荒诞和卑微的方式，被谋杀了。死因是：被误认为垃圾，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对待。
我眼前一阵发黑，耳边嗡嗡作响。一万多块钱，我省吃俭用几个月才下决心买的御寒希望，就这么轻飘飘地，被一个糊涂老人的一个无意识动作，和废品站的粗暴处理，化为了乌有。
愤怒，像岩浆一样在我胸腔里翻滚、积聚。那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一种被愚弄、被践踏的感觉。凭什么？凭什么我的财产，我的秩序，要被这种莫名其妙的意外彻底打乱？
报警！必须报警！
接下来的事情，像是一场按部就班的混乱。警察来了，记录，查看监控，询问站主，又去找那个叫老李头的老人。老人住在小区附近一片待拆迁的破平房里，家里堆满了他捡来的各种“宝贝”，气味刺鼻。他面对警察的询问，一脸茫然，甚至带着点孩童般的天真。他承认拿了盒子，但他坚持认为，那只是“没人要的纸盒子”。他的儿子，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满面愁苦的男人，不停地向我们道歉，说他爸老年痴呆很多年了，根本不懂那些东西的价值，请求我们原谅。
原谅？我看着他儿子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再看看眼前这个风烛残年、意识不清的老人，一股无力感夹杂着愤怒，让我几乎窒息。我能把他怎么样？打他一顿？逼他赔钱？他拿什么赔？
但我的损失，就这么算了吗？
警察调解无效，建议我走法律程序。那一刻，我几乎是咬着牙做出的决定：“告！我必须告！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道理！”
起诉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证据确凿，法律关系清晰。老人被认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儿子作为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考虑到我的实际损失，也考虑到被告方的实际经济状况，最终判决对方赔偿我两万两千元。
拿着那张薄薄的判决书，我却没有一丝一毫胜利的喜悦。两万二，甚至比我衣服的原价还高，算是覆盖了我的损失。但这个过程，耗费了我多少时间、多少精力？那些往返法院的奔波，那些准备材料的深夜，那些在愤怒、无奈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负罪感之间的反复煎熬……这一切，岂是两万二千块钱能弥补的？
我身心俱疲。感觉这个冬天，更冷了。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从心底里渗出来的寒意。
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我拿着赔偿款，重新买了一件普通牌子的羽绒服，尺寸合适，保暖效果也还行。我努力想把那段不愉快的记忆封存起来，继续我的生活。
直到那天晚上。
我又梦见了那个老人，老李头。梦里的他，不再是那个佝偻浑浊的样子。他站在我家门口，穿着那件破旧的棉袄，手里拿着的，却不是我的“四爪鸟”盒子，而是一个小小的、看不清形状的东西。
他抬起头，那双在监控里总是浑浊无神的眼睛，在梦里却异常清晰，甚至闪烁着一种诡异的光。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隔着梦境的薄雾，嘴角慢慢向上扯，露出一个极其僵硬、极其诡异的笑容。
然后，他用一种像是两块干枯树皮摩擦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你……的……东……西……还……你……”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心脏狂跳，冷汗浸湿了睡衣。
窗外，北风依旧呼啸。
我喘着粗气，下意识地看向卧室紧闭的房门。四周一片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风的声音。
是梦，只是个梦。我安慰自己。
就在这时——
“叩……叩……叩……”
极其轻微，却又异常清晰的敲门声，从客厅的方向传了过来。
不，不是大门。
那声音，听起来……
就像是什么东西，在轻轻地、一下下地，敲击着我放在客厅茶几上的，那个空了很久的……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