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面一度混乱。山口太郎站在那里，如同暴风雨中的枯树，孤立无援。他看着妻子眼中涌出的泪水，看着闻讯赶来的孩子们震惊而痛苦的表情，心如刀绞。
当晚，王家低矮的土坯房里气氛凝重。油灯忽明忽暗，映照着每个人复杂的表情。
“为什么？”李秀莲哽咽着问，“为什么骗我这么多年？”
山口太郎——王富贵——缓缓跪在地上，用纯正的中文说：“对不起...我是山口太郎，曾经是日本陆军士兵...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害怕被当作战犯审判，躲在了山里...后来遇到秀莲，我...我只是想活下去...”
他抬起头，泪流满面：“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但我真的爱这个家，爱你们每一个人。这些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愧疚中度过。”
大儿子王大柱猛地站起来：“所以你看着我们恨日本人时，看着娘为被日本人杀死的前夫痛哭时，都无动于衷？”
“每一次我都心如刀割！”山口太郎激动道，“多少次我想说出来，但我害怕失去你们！我知道这是自私的，可是...可是...”
小女儿秋月突然开口：“爹，无论你是谁，你都是养大我们的爹。”她转向兄弟姐妹，“记得吗？三年自然灾害时，爹把自己那份食物都分给我们，自己吃树皮。大哥结婚时，爹连续三个月每天走三十里路去打短工，就为多挣点钱办婚礼。我生病时，爹背着我连夜走了五十里山路去县城医院...”
屋子里沉默下来，只有油灯噼啪作响。
就在这时，村干部带着政府人员来了。经过调查和讨论，政府认为山口太郎战争结束后没有参与任何破坏活动，已成为中国公民，且多年来安分守己，不予追究责任。
更让人意外的是，通过访华团帮助，山口太郎联系上了日本的弟弟。原来他的父母早已在空袭中丧生，弟弟以为他也战死了，每年都在故乡为他祈福。
“哥，回来吧。”弟弟在信中写道，“家里樱花树还在，每年都开花。”
山口太郎捧着信，双手颤抖。他看向生活了三十五年的农家小院，看着相伴多年的妻子和已成家立业的孩子们，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情感。
晚上，他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星斗。李秀莲悄悄走过来，坐在他身边。
“你要回去吗？”她轻声问。
山口太郎没有立即回答，良久才说：“那里是我的故乡，但我的人生在这里。我的罪在这里，我的救赎也在这里。”他转向妻子，“如果你还能接受我，我想留下。”
李秀莲凝视着这个与她同床共枕三十五年却又突然陌生的男人，缓缓点头：“你是王富贵，是孩子们的爹，这就够了。”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村里人无法轻易原谅一个“日本鬼子”，王家成了众矢之的。孩子们在外遭受白眼和非议，孙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山口太郎决定直面这一切。
第二天，他站在村中心的老槐树下，对着聚集起来的村民深深鞠躬。
“我知道一句对不起远远不够，”他的声音坚定而清晰，“我不求大家原谅，只求一个机会——一个弥补的机会。我愿意用余生为这个村庄做力所能及的事，赎我年轻时候犯下的罪。”
起初没人理会他，但山口太郎没有放弃。他开始免费为村里老人看病——战前他学过一些医学知识；他主动承担最脏最累的农活；雨季来时，他不眠不休地帮助加固河堤，防止洪水泛滥。
转折点发生在那个冬天。村里几个孩子冰上玩耍时不慎落水，山口太郎毫不犹豫跳进刺骨的冰水中，救起了所有孩子，自己却因体温过低昏迷了整整两天。
醒来时，他看见床边围满了村民，李秀莲和孩子们握着他的手，老支书站在床尾。
“老王啊，”老支书开口道，“不管你以前是谁，现在你是我们村的人。”
1985年春，山口太郎的弟弟从日本来看他。走在村庄里，弟弟惊讶地发现许多村民都会主动和哥哥打招呼，孩子们亲切地叫他“王爷爷”。
“哥哥，你在这里很受尊敬啊。”弟弟说。
山口太郎笑了笑，没有解释。他带弟弟看了自己的农田，看了王家的祖坟——那里有他坚持为自己预留的一个位置，看了村里小学的孩子们。
临别时，弟弟问：“不回去看看吗？樱花快开了。”
山口太郎望向远方的沂蒙山，轻声说：“这里的山花也很美。告诉故乡的樱花，我在这里很好。”
弟弟离开后，山口太郎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一棵小树苗。
“这是什么树？”孙子好奇地问。
“樱花树。”山口太郎摸着孩子的头，“等它开花时，爷爷给你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晚年的山口太郎成了村里的日语老师，免费教孩子们外语。他说：“知彼知己，才能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1989年春天，庭院里的樱花树第一次开花。粉白的花朵在沂蒙山的春风中轻轻摇曳，树下，一位老人正给围坐的孩子们讲述着战争与和平、罪孽与宽恕的故事。
山口太郎最后在1995年去世，安葬在王家祖坟。墓碑上刻着：“王富贵（山口太郎）之墓——一个努力赎罪的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
在他的遗物中，家人发现了那份早已发黄的日本户籍证明和一块绣着樱花的手帕，手帕背面用工整的汉字写着：
“吾之罪，如山之重；吾之幸，如春之樱。感谢这片土地予我重生之机，终得花开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