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睁着眼睛到天亮。李桂兰的咳嗽又加重了，中药味日夜弥漫在屋里，混合着无法散去的焦虑。
一个月后，签证面签。老两口穿着最体面的衣服，站在使馆外长长的队伍里，紧张得手心全是汗。面对签证官的问题，王建国按照中介培训的，机械地背诵着“去看女儿，旅游观光”。签证官翻看着他们单薄的材料，寥寥几句，面无表情地盖下了拒签章。
“对不起，根据您提供的材料，我们认为您没有充分证明您会在行程结束后按时返回中国。”
冰冷的拒绝，像一盆冰水，当头浇下。
走出使馆，李桂兰的腿一下就软了，瘫坐在路边的花坛上，脸色灰败，眼神彻底空了。
王建国扶着她，仰头看着异国使馆冰冷的旗帜，太阳穴突突地跳，一股铁锈般的腥甜味涌上喉咙。失败了。这条路，也断了？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再次淹没上来。
就在他们万念俱灰，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建国那台旧手机又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区号是北京的。
他麻木地接起。
“是王建国先生吗？您好，我们这里是某公益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关注到一些涉及海外华人家庭权益的案件，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您女儿的情况……我们有一些跨国合作的法律志愿者，或许……能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帮助，比如尝试以法律咨询的名义，与您女儿取得一次正式联系，了解她的真实意愿和处境……”
电话里的声音冷静而专业，却像一道微弱的光，刺破了浓重的黑暗。
王建国握着手机，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他语无伦次地重复着：“谢谢……谢谢……需要什么？我们……我们怎么办？”
“……我们需要您和您女儿的详细资料，以及您掌握的所有信息。另外，这类援助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费用，用于支付国际通讯和当地志愿者的少量交通补贴……”
“有！我们有！”王建国急切地应着，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有钱！我们正在办！正在弄钱！”
挂了电话，他看向瘫坐在那里的李桂兰，眼睛里重新燃起一点摇晃的、却不肯熄灭的火苗。
“有办法了……有地方……说能帮忙……”他声音嘶哑，搀扶起妻子，“回家……我们再想办法……钱……总能想到办法……”
李桂兰茫然地看着他，像个失去提线的木偶，被他半扶半抱地拉着，踉跄地走向公交车站。
路还长，希望依旧渺茫得像风中残烛。
但只要那封铅笔信还在口袋里发烫，只要“艾瑞克”那三个字还在脑海里盘旋，他们就不能停下。
就算爬，也要爬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