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
李静点点头：“明天给你。”
饭后，小远在书桌前写作业，李静则坐在客厅里，整理今天卖废品的收入。三十元纸板钱，加上今天的工钱一百二，一共一百五。她仔细地把钱捋平，按照面额大小叠好。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母亲。
“静静，吃饭了吗？”
“吃了，妈。”
“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挺好的，您别担心。”
她没有告诉母亲，她口中的“文员”工作其实早已在五年前的公司裁员中消失了。也没有告诉她，为了供儿子读书，她同时打着三份工：早上送牛奶，白天做家政，晚上给一家小公司做数据录入。
挂掉电话，她长舒一口气。这种隐瞒让她愧疚，但她更不忍心打破父母对女儿的骄傲。他们是小县城的中学教师，一辈子清贫，却始终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如果知道他们引以为傲的女儿现在靠捡纸箱为生，该有多伤心。
夜深了，她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在墙上投下模糊的影子。她想起大学时读过的一句诗：“生活在别处。”那时的她以为“别处”是更广阔的天地，没想到最后却落在了这样狭小的角落。
但她不怨。真的，她很少怨天尤人。下岗潮、行业寒冬、中年危机...这些词汇在新闻上轻飘飘的，落在个人身上却是一座座大山。她只是恰好都被撞上了。
第二天清晨五点，闹钟准时响起。她轻手轻脚地起床，准备去送牛奶。出门前，她照例去看了一眼儿子。小远的睡颜安静而稚嫩，书桌上摊开的练习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一刻，她突然觉得一切都值得。
送完牛奶回到家，她发现小远已经起床了，正在厨房里热粥。
“妈，我以后不上补习班了。”儿子背对着她说，“我自己能学好。”
李静的鼻子一酸，但很快调整好情绪：“胡说，该上的还是要上。”
她走到儿子身边，接过他手中的勺子。晨光透过厨房的窗户，照在母子俩身上。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散发出米粒的香气。
“妈，”小远突然说，“我同桌说他妈妈是博士，在研究院工作。但我觉得，你比他妈妈厉害多了。”
李静的手顿住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会。”小远的眼睛亮晶晶的，“你会修电灯，会通下水道，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西红柿鸡蛋面。你一天做三份工作，还供我读书。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
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李静转过身，假装去拿碗，偷偷擦掉了眼泪。
那天下午，她又接到一个家政单子。在整理书房时，客户——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在练书法。
“姑娘，能帮我抻一下纸吗？”老人问。
李静放下手中的抹布，走过去帮忙。宣纸洁白柔软，老人的笔触苍劲有力。
“人字，一撇一捺，”老人一边写一边说，“看似简单，但要站得稳，两边得互相支撑。”
墨迹在纸上洇开，形成一个稳重的“人”字。
下班时，李静照例把客户家中的废纸箱整理好。但今天，她在捆扎前，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支笔——那是儿子用剩的签字笔，在纸箱的侧面轻轻地画了一个符号。
一个简单的人字。
然后她蹬着三轮车，驶向废品收购站。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布满裂纹的水泥路面上摇曳。风吹起她鬓角散落的头发，露出光洁的额头和坚定的眼神。
她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她依然会早起，依然会去送牛奶、做保洁、捡纸箱。但她不再为此感到羞耻。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尊严，不是来自于你站在多高的位置，而是来自于无论跌落到多低，都能挺直脊梁，一步一步地继续向前。
三轮车的链条声在巷子里回荡，咔哒，咔哒，像是为她崭新的勇气打着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