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则拉着顾泽在阳台上抽烟，这是他在美国戒掉的习惯，回国后又偶尔复吸。
“回来感觉怎么样？”父亲问。
“有点累，但挺充实。”顾泽老实回答，“就是工作应酬多，陪小媚的时间少。”
父亲吐了个烟圈：“国内就是这样，你要学会平衡。不过既然回来了，就多陪陪家人。我看小媚脸色不太好，孕晚期要多注意。”
顾泽点头，心里泛起一丝愧疚。
父母在京期间，家里的气氛活跃了许多。母亲每天变着花样做杭州菜，父亲则负责采购和修理家中各种小毛病。王媚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孕吐也减轻了不少。
“有老人在还是不一样，”一天晚上，王媚对顾泽说，“在美国，什么事都得自己扛。”
“但也少了自由，不是吗？”顾泽提醒道。母亲对王媚饮食起居的过度关心，有时也让她感到压力。
“有得必有失吧。”王媚轻叹。
七月下旬，北京进入酷暑。王媚的孕肚已经很明显，行动不便，加上炎热天气，情绪开始波动。
一天晚上，顾泽加班回家，发现王媚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哭泣。
“怎么了？”他急忙开灯，坐到妻子身边。
“今天去产检，医生说胎位不太正，可能需要剖腹产。”王媚抽泣着，“我一个人在医院跑上跑下，缴费、拿药、做检查，累得差点晕倒。看着别的孕妇都有老公陪着，我就...”
顾泽心如刀绞：“对不起，明天开始我请假陪你。”
“不只是这个，”王媚擦掉眼泪，“顾泽，我有点害怕。在国内生孩子好像特别复杂，医生不会像美国那样尊重你的选择权。今天直接就告诉我可能需要剖腹产，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顾泽沉默了片刻。这些问题，他们在美国时并非没有考虑过，但直到亲身经历，才真正理解其中的差异。
“我们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王媚继续说，“如果我剖腹产，需要更长的恢复期。而你的陪产假只有十五天，之后谁照顾我和孩子？”
这个问题让顾泽愣住了。在美国，他们无亲无故，但公司福利完善，他的陪产假有一个月，而且王媚产后可以享受长达四个月的带薪产假。而在国内，尽管有家人支持，但职场对孕产妇的包容度明显更低。
“我们可以请月嫂，”顾泽提议，“我妈妈也可以多待一段时间。”
“你妈妈？”王梅苦笑，“你忘了她昨天还说我娇气，说她们那个年代怀孕八个月还下地干活？”
顾泽无言以对。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也存在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
那晚，他们谈到很晚。王媚坦言自己对回国决定开始动摇，而顾泽也承认国内职场压力超出预期。但两人也都同意，让孩子在中国出生、拥有中国国籍和文化根基是重要的。
“也许我们太贪心了，想要两全其美。”顾泽最后说。
“不是贪心，只是尝试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王媚握住他的手，“至少我们在一起面对这些问题。”
八月初，顾泽请了一周假，全心陪伴王媚做产前准备。他们参加了孕妇课程，走访了几家月子中心，最终决定聘请月嫂在家照顾。
与此同时，顾泽也在适应国内的工作节奏。他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学习许多“潜规则”：如何与不同层级的同事沟通，如何在保持原则的同时不伤和气，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维护团队凝聚力。
一天，他与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同事吃饭，对方的一番话让他深思：
“刚回国都会有个逆向文化冲击的过程。在美国，工作生活分得很开，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而国内，一切都很复杂，但也更有活力。关键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要被环境裹挟。”
顾泽开始调整自己的管理风格，既保留美式直接透明的沟通方式，又融入中式人情世故的考量。令他惊讶的是，这种混合模式反而赢得了团队的尊重。
“顾总，您这种管理方式很特别，”小李有一天评论道，“既有效率，又有人情味。”
王媚的预产期在九月中旬。八月底，他们做好了所有准备：婴儿房布置完毕，月嫂已经订好，医院也联系妥当。
一个周日的下午，顾泽陪王媚在小区散步。秋意初显，微风拂过，路边的银杏树开始泛黄。
“不管多难，至少这里的秋天很美。”王媚深吸一口气，“在美国，我总想念北京的秋天。”
顾泽看着妻子被夕阳镀上金边的侧脸，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是的，回国后面临诸多挑战，但他们也收获了在美国无法得到的东西：文化的归属感，家人的支持，以及那种活在熟悉环境中的踏实。
“等孩子大一点，我们还可以再回美国。”他说。
王媚摇摇头：“先不想那么远。也许我们会发现国内更适合我们，也许不会。重要的是，我们给了孩子一个选择的权利——他将来可以自己决定要做中国人，美国人，还是两者都是。”
顾泽点点头，握紧了妻子的手。远处，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足球，他们的欢笑声在秋风中飘荡。他想，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孩子也会加入其中，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无论最终选择哪条路，这段回国经历都将成为他们家庭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章。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归途不必是单向的，家乡也可以是多元的。他们正在创造的，是一种跨越太平洋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
“回家吧，”王媚轻轻靠在他肩上，“我有点累了。”
顾泽扶着她慢慢往回走。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织在一起，如同他们纠结而丰富的人生选择。前方的路依然充满未知，但此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