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凌风牵挂的父亲，在家人的照料和他持续寄回的药酒调理下，腿伤恢复顺利。虽然还不能下地负重，但已经能在炕上活动腿脚，脸色红润了许多，胃口也好。大姐来信说，父亲有时会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挪几步，晒晒太阳。凌风看着信，仿佛能看到父亲倔强而欣慰的身影，心里那块大石，终于彻底落了地。
然而，正如月有阴晴圆缺，顺利之中总有暗礁。科锐公司那边，在学术会议“敲打”未果后，似乎转换了策略。几天后，凌风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措辞正式的“合作邀约函”，直接来自科锐公司的董事会。函中盛赞了凌风团队的工作，特别是国际会议报告展现的“巨大潜力”，然后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由科锐公司出资，与青山医院、省中医药研究院、省医科大学药学院共同成立一家“合资研发公司”，科锐占股51%，拥有控股权和经营管理权，负责投入全部后续研发资金、搭建产业化平台、进行全球专利布局和商业开发；青山医院等原单位以“技术”入股，占股49%，分享未来收益。函中承诺，将“充分保障”原团队人员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凌风可担任合资公司首席科学家，并给予“有竞争力的薪酬和期权”。
这份邀约，比之前的所有方案都更具体、更“大方”，也更具诱惑力和杀伤力。它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明确提出了控股和主导权的要求，用“合资公司”和“期权”等看起来更市场化的包装，意图将整个项目和团队“整体收编”。
“这是要连锅端啊！”李院长看着邀约函，手都在抖，“给了点股份，就想把咱们的人、技术、还有将来的收益，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什么首席科学家，到时候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凌风仔细看了两遍，神色冷峻。“他们这是看软的不行，来硬的了。用‘合资’的名义，行兼并之实。而且，把研究院和药学院也拉进来，是想分化我们。如果我们同意，他们就取得了合法的主导权；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可能会对外宣称我们不合作、阻碍成果转化，甚至利用他们的资本优势，在后续的研发和产业竞争中打压我们。”
“那怎么办？回绝？”苏青担忧地问。
“回绝是肯定的，但怎么回绝，需要策略。”凌风沉思道，“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不’，那样会被他们抓住把柄。我们要正式回复，阐明我们的原则和立场。核心几点：第一，我们欢迎真诚的、平等的合作，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损害项目独立性和原团队权益的‘控股’或‘收编’。第二，项目的未来发展，包括合作模式的选择，必须由现有合作方（青山医院、省中医药研究院、省医科大学药学院）基于科学发展和患者利益共同决策。第三，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利益分配，必须严格依据各方实际贡献，通过独立评估和法律文件明确，不能以‘合资’名义模糊处理。第四，我们正在积极与国际顶尖学术机构探讨合作，致力于将护脑藤研究推向更高的科学前沿，任何商业合作都必须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不能本末倒置。”
他顿了顿，看向李院长：“院长，这份回复，要以医院党委和项目组的联合名义，正式行文。同时，抄送省卫生厅、科技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并附上我们最新的重大进展简报（siRNA实验成功、患者好转、国际会议反响、国际合作意向）。我们要让上面看到，这个项目正在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不需要，也不接受这种损害根本的‘合作’。”
“好！我马上安排人起草！”李院长重重一拍桌子。
回复函发出后，科锐那边暂时没了声息，不知道是在消化，还是在酝酿新的动作。
这天傍晚，凌风和苏青难得地一起在院后的山坡上散步。夕阳将天边染成绚烂的锦缎，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
“风哥，有时候觉得，咱们像在走钢丝。”苏青轻声说，“一边是科学的高峰，一边是商业的陷阱，脚下是患者的期待，身后是各方面的压力。稍有不慎，就可能……”
“我知道。”凌风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柔软，“但你别忘了，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有刘教授、孔研究员这样的师长，有小徐、晓燕、老周这样的战友，有戴维教授这样赏识的同行，更有家里默默支持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根，扎在临床的土壤里，扎在对生命的敬畏里。这根，只要我们自己不松动，就没人能撼动。”
他望着沉入山峦的落日，余晖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科锐想控股，是看中了护脑藤未来的市场价值。但他们不明白，或者说不在乎，这个价值的基础，是它真的能治病救人，是它背后蕴含的科学规律。如果我们为了短期利益放弃了独立性和科学追求，那才是对这个项目最大的伤害，也是对信任我们的病人最大的背叛。”
苏青将头轻轻靠在凌风肩上：“嗯，我信你。无论前面还有什么，我们一起扛。”
晚风习习，带着田野的芬芳和远方家的气息。实验室的灯已经亮了，像黑夜中坚定的星辰。
那份以医院党委和项目组联合名义发出的回复函，措辞严谨，立场鲜明，并附上了项目最新进展简报，抄送了各级主管部门。之后一连数日，科锐那边杳无音信，高总监的电话不再响起，连带着谭明副处长那边也异常安静。
这反常的沉寂，反而让凌风和团队更加警惕。暴风雨前的宁静，往往最是压抑。他们不敢有丝毫松懈，反而加快了自身“固本强基”的步伐。
小徐博士在成功完成siRNA验证实验后，没有停歇，立即投入到更深入的机制探索中。在刘教授的远程指导下，他开始尝试“回复实验”的另一半——用已知的该信号通路激动剂处理细胞，观察能否模拟出GBE-3的部分作用。同时，他也开始设计实验，探索GBE-3是否影响这条通路下游更具体的效应分子，试图勾勒出更清晰的信号传递链条。这些实验对技术条件和试剂的要求更高，耗费也更大，但国家基金的支持和老周他们日益熟练的操作，让这些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