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45年农历腊月廿三，小年夜。
冬雨淅淅沥沥，落在十六铺码头湿漉漉的石板路上，也落在“周记南北货行”那块新漆不久、却已沾上水渍的木招牌上。店里点着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柜台和门口一小片区域。货架上，红枣、核桃、木耳、粉条等北方山货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数量不多，透着股小心翼翼的拮据。
周瑾瑜——现在是周老板周明轩——正坐在柜台后，就着灯光，用一把老式算盘核对着这个月的流水账。算珠噼啪作响，在寂静的雨夜里格外清晰。
店铺后门那晚的轻微响动，后来查明是隔壁一只野猫碰倒了靠在墙边的破竹筐。虚惊一场，但也给周瑾瑜提了醒：这地方鱼龙混杂，治安堪忧，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过去这半个多月，他全身心扑在了经营“周记”上。那晚之后，他第二天就去了十六铺码头，在扛大包的苦力堆里，找到了那个叫“阿祥”的年轻人。阿祥二十出头，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皮肤黝黑，眼神里有种底层人特有的机警和麻木。周瑾瑜以“新开店需要个临时帮工卸货理货”为由，雇了他，工钱按天算，管一顿午饭。
阿祥话不多，干活卖力，对码头上的门道确实熟悉。通过他，周瑾瑜用剩下的几块银元和欠着的一部分货款，从一个跑津浦线的船老大那里，赊到了一批品相还不错的河北小枣和山东花生。货到了，周瑾瑜和阿祥一起卸货、分装、上架。他又让阿祥在码头和附近茶馆，悄悄放出口风，说“周记”新到北货，价格公道。
生意慢慢有了点起色。附近的小饭馆、点心铺开始来零买些红枣、花生做原料；一些北边来的客商或思乡的市民，也会来称上几斤。虽然每笔生意都不大，利润微薄，但总算有了稳定的流水，勉强能支付房租、阿四的“清洁费”、阿祥的工钱，以及周瑾瑜自己极其俭省的生活开销。
更重要的是，“周记”和“周明轩”这个身份，开始在这一小片街区有了存在感。隔壁茶叶店的孙老板，对面杂货铺的老板娘，偶尔会过来串门聊天；码头阿四来收钱时，也不再是纯粹的威胁，有时会透露点哪个船期有便宜货的消息；甚至有两个在附近警察分局当差的巡警，也来买过花生，周瑾瑜客气地多抓了一把，算是结个善缘。
周瑾瑜仔细地扮演着“周明轩”：一个从北方逃难过来、有点小精明、肯吃苦、试图在上海滩站稳脚跟的小商人。他说话带着北方口音，但努力模仿上海话的腔调；他记账认真，讨价还价时寸步不让，但该打点的地方也懂“规矩”；他关心时局，听客人闲聊时也会插几句对生意难做的感慨，但绝不涉及敏感政治话题。
只有深夜打烊后，独自爬上店铺后面那个低矮、寒冷的阁楼时，他才会卸下所有伪装。这里是他真正的栖身之所，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个旧箱子、一张小桌，几乎别无他物。他会在油灯下 ，反复回忆与老章接头的每一个细节，揣摩组织的意图，思考“深度潜伏”的真正含义。他也会想起北方，想起哈尔滨，想起生死未卜的顾婉茹。思念像钝刀子，在寂静的夜里慢慢割着心。但他必须把这些情绪死死压住，锁在心底最深处，就像锁上那个装着密码本和微型工具的旧箱子。
此刻，他核对完账目，本月略有盈余，但扣除各项开销和要还的欠款，所剩无几。他合上账本，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起身走到店铺临街的窗户边。
雨小了些，变成了迷蒙的雨丝。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出去，远处的南京路方向，霓虹灯在雨雾中晕开一片片朦胧的光斑，隐约还能听到电车驶过的叮当声和舞厅飘来的靡靡之音。那是另一个上海，繁华、喧嚣、醉生梦死。而他所处的十六铺，则是码头苦力的号子、小贩的叫卖、底层百姓为生存挣扎的汗味和市井气息。
两种上海，隔得不远，却仿佛两个世界。而他，“周明轩”，正站在两个世界模糊的交界线上。
他深吸了一口潮湿寒冷的空气。他知道，自己这道“墙”，已经在这座最复杂、最矛盾的城市里，悄然筑起了第一块砖。没有掌声，没有硝烟，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经营、精打细算、与三教九流的周旋。这就是“无声”的战斗，考验的不是瞬间的爆发，而是持久的耐力、融入环境的伪装力、以及在孤独中坚守的意志力。
远处，不知哪家提前庆祝，响起了几声零星的鞭炮声，闷闷的，很快被雨声吞没。1946年就要来了。北方的战火未曾停歇，国共之间的摩擦日益公开，这座东方巴黎的未来，笼罩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中。
对于周瑾瑜来说，新的一年，意味着“周明轩”这个身份需要更加牢固，生意需要更进一步，他需要更好地织入上海的社会网络，等待那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启用”时刻。也许很长，也许永远没有。这就是他的使命。
他转身回到柜台，开始做打烊前的最后检查：货架是否整齐，门窗是否关好，煤球炉是否封妥……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周明轩”这个身份的稳固。
就在他检查到后门，确认门闩插好时，耳朵忽然捕捉到前门方向传来极其轻微的“嗒”一声，像是有什么小东西从门缝里塞了进来，掉在了地上。
周瑾瑜浑身肌肉瞬间绷紧。他没有立刻冲出去，而是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门外只有淅沥的雨声，没有脚步声。
他悄无声息地挪到通往前店的布帘旁，透过缝隙观察。昏暗的灯光下，靠近门槛的内侧地上，躺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用油纸包着的小物件。
不是信件。体积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