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原警察厅大楼。
这栋四层高的灰褐色砖石建筑，在日伪时期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如今，楼顶的膏药旗早已被扯下，换上了鲜艳的红旗。门口站岗的也换成了身穿灰布军装、臂戴“东北民主联军”袖标的年轻战士。但建筑本身散发出的那种阴森、压抑的气息，似乎并未完全散去。
顾婉茹跟着王干事和另外几位档案整理组的同志，第一次走进这栋大楼。走廊高大而昏暗，墙壁上残留着撕扯标语和涂抹的痕迹，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纸张、灰尘、还有隐约的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显得格外清晰。
他们的工作地点在三楼东侧，原警察厅特务科和档案室所在的区域。推开一扇厚重的包铁木门，眼前的景象让顾婉茹倒吸了一口凉气。
房间很大，原本可能是间大办公室或会议室。此刻，里面几乎被堆积如山的文件、卷宗、档案袋、散落的纸张所淹没。它们像一座座杂乱无章的小山，从地面一直堆到接近天花板，只留下几条狭窄的、仅供一人侧身通过的“巷道”。有些文件捆扎还算整齐，用麻绳或牛皮纸绳捆着，贴着日文标签；更多的则是胡乱堆在一起，甚至散落一地，被踩上了脚印。窗户紧闭，灰尘在从高窗斜射进来的光柱中飞舞。
“同志们，这就是咱们未来一段时间要战斗的地方了。”王干事咳嗽了两声，挥了挥手驱赶面前的灰尘，“这里只是其中一部分，隔壁还有两间屋子情况差不多。这些都是从大楼各处，特别是地下室、密室、还有被破坏的档案柜里清理出来的敌伪档案。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分门别类，初步整理，甄别出有价值的情报和罪证材料，剔除无用和重复的，建立初步的索引。”
一位戴着眼镜、年纪稍长的男同志，姓李，是整理组的临时负责人。他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地补充道：“大家要特别注意几点：第一，轻拿轻放，很多纸张很脆，容易破损；第二，注意安全，日伪溃败前可能故意设置陷阱，比如在文件中夹带刀片、针头，甚至可能有诡雷或化学物品，发现异常立刻报告，不要擅自处理；第三，注意保密，这里面的内容可能涉及很多敏感信息，包括一些尚未暴露的敌特线索、我方牺牲同志的情况等，严禁私自摘抄、携带外出或向无关人员透露；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细心，一定要细心！有价值的线索，可能就藏在某一行不起眼的批注、一个奇怪的符号、或者两份看似无关的文件关联中。”
顾婉茹认真地点着头，将每一条要求都记在心里。她的目光扫过那些堆积如山的纸张，心中既感到任务的艰巨，又隐隐升起一种使命感，甚至是一丝微弱的希望——在这些故纸堆里，会不会有关于他的蛛丝马迹？
工作很快分配下来。顾婉茹因为懂日文，被分到专门处理日文档案的小组，主要负责初步筛选和翻译目录、摘要。小组算上她一共五个人，在一个相对靠窗、堆满日文卷宗的角落开始了工作。
她领到一副粗布手套、一个口罩、一把毛刷 、一叠空白标签和一支铅笔。她找了个稍微平整点的箱子当凳子，在面前清理出一小块桌面区域，戴好手套和口罩，深吸一口气，搬过了第一摞档案。
这摞档案似乎是关于“昭和十八年至十九年（1943-1944）哈尔滨地区思想犯监视名录”的。封面是硬纸板，用日文写着标题，边缘已经磨损。她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份份表格，记录着被监视对象的姓名 、住址、职业、社会关系、可疑言行、监视措施等。字迹大多是打印的，也有手写的批注。
顾婉茹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她强迫自己集中精神，按照要求，先快速浏览，判断其价值。这些是日伪特务机关监视抗日志士和普通百姓的罪证，具有历史价值，但就当前情报工作而言，时效性已过。她需要将其归类到“历史罪证类”，并简单标注时间和内容概要。
她一页页翻看着。那些冰冷的文字背后，是一个个被监视、被压迫、甚至可能已牺牲的生命。她看到了熟悉的地名，看到了某些曾经听周瑾瑜提起过的、可能是我方外围人员或同情者的名字 ，心情愈发沉重。
翻到大约中间位置时，她的手微微一顿。有一份表格的“监视对象”一栏，写着一个化名“赵先生”，住址是道里区某街 ，职业是“贸易行职员”，可疑言行是“与多名背景复杂人员有接触，行踪不定”，监视等级是“丙” 。备注里有一行小字：“曾于昭和十九年秋纳入‘清风’行动排查范围，后因目标疑似转移，监视中断。”
“赵先生”……贸易行职员……昭和十九年秋（1944年秋）……顾婉茹的呼吸几乎停滞。时间、职业、甚至“赵”这个姓，都和周瑾瑜当时的掩护身份高度吻合！“清风”行动？她没听说过，但听起来像是一次针对性的清查行动。
是他吗？还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