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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在凌晨三点停的。
齐砚舟知道这个时间，因为他那时候还没睡。他躺在医院值班室的行军床上，听了一夜的雨。雨点砸在空调外机的铁皮上，噼噼啪啪，像谁在远处放了一挂不响的鞭炮。后来声音渐渐稀了，从密集的鼓点变成零落的敲击，再变成偶尔一滴，最后彻底安静下来。安静来得太突然，他的耳朵反而嗡嗡地响了一阵，像潮水退去后沙滩上留下的泡沫，还在嘶嘶地破裂。
他翻了个身，行军床发出吱呀一声。床太窄了，他一米七八的个子躺在上面，脚踝悬在床尾外面，凉飕飕的。被子太薄，是夏天用的那种空调被，叠成豆腐块放在床脚，他懒得展开，就那么团在脚边，像一团被人揉皱的纸。枕头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洗衣粉的化学香味，闻久了头晕。他把手臂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上那盏荧光灯管。灯管关着，但余晖还在视网膜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残影，像一扇关不上的窗。
他想起她。
不是刻意的，是脑子自动播放的那种想——像手机后台运行的程序，你不点开它，它也占着内存。他想起她低头算账的样子，眉心那道浅浅的竖纹，笔尖在纸上停顿的瞬间；想起她泡茶时先把杯子用热水烫一遍，再把茶叶放进茶壶，第一泡倒掉，第二泡才端给他；想起她笑的时候左脸的梨涡，不深，但刚好能盛下一颗米粒。他想起了很多细节，多到他自己都觉得过分——他连她刷牙时喜欢先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再开水龙头这种事都知道。他知道她的每一个习惯，每一种表情，每一句话里藏着的意思。可他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知道她想听什么，但他没说。他知道她在等什么，但他没给。他知道她今天不会见他，但他还是去了。
这不是第一次了。
他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看排班表，而是翻出手机相册里一张没发出去的照片。那张照片存在手机里快两个月了，他一直没删，也没给任何人看过。照片是在花店拍的，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她坐在柜台后面算账，不知道他在旁边。他悄悄举起手机，镜头对准她，按下快门。照片里的她低着头，笔尖悬在纸上，眉头微蹙，一缕碎发垂在耳侧，阳光从玻璃门斜射进来，在她脸上切出一道明暗分明的界线。一半脸亮着，一半脸藏在阴影里，像一幅伦勃朗的肖像画。他把这张照片看了无数遍，放大，缩小，再放大，看她的睫毛，看她鼻尖那颗极小的痣，看她嘴唇上干裂的一道细纹。他本来想发给她的，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怕她觉得他偷拍她，怕她觉得他太黏糊，怕——他说不清怕什么，就是觉得这张照片太珍贵了，珍贵到不能轻易给人看，哪怕是给她。
他把手机塞回兜里，穿上白大褂。白大褂昨天没洗，领口有一小块咖啡渍，是早上灌美式的时候溅上去的，干了以后留下一圈褐色的印记，像一枚褪色的勋章。他没在意，扣子照样敞着两颗，听诊器项链垂在锁骨上，冰凉的。他走出值班室，经过护士站的时候，值班护士小周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齐医生，你脸色不太好，昨晚没睡？”他说：“睡了。”小周说：“那你眼睛怎么是红的？”他说：“过敏。”小周笑了一下，没再问。他知道小周不信，但他不在乎。他现在只在乎一件事——穿过这条街，推开那扇门，看看她在不在。
他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雨刚停。路面湿漉漉的，反着路灯的光，像铺了一层油纸，又像一面被水洗过的旧镜子，映出天空灰蒙蒙的倒影。空气里有股潮气，混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点汽车尾气的腥味。他没打伞，白大褂敞着领口，听诊器项链贴在锁骨上，凉得有点刺人，像一小块冰压在皮肤上。他站在街角，看了眼对面那家花店。从这里到花店，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穿过马路，走过一排梧桐树，经过一个垃圾箱和一辆永远停在那里的银色面包车，就到了。这段路他走过上百次，闭着眼睛都不会撞到东西。但今天他站在街角，站了足足半分钟，像是在攒一股劲儿，像是在做一个决定，又像是在等一个信号——比如风铃响了，或者灯亮了，或者她推门出来倒垃圾。但什么都没发生。花店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睡着的人，呼吸均匀，不知道有人在看她。
灯还亮着一盏。在柜台上方，是一盏小射灯，暖黄色的，光线不算亮，但在这个灰蒙蒙的清晨里，像一颗孤独的星星。灯亮着，说明她昨晚又睡在店里了。她最近经常这样，一个人在花店后面的小屋里过夜，不回自己那个租来的公寓。他问过她为什么，她说“花店得有人看着，最近小偷多”。他知道那是借口。这附近治安很好，她从搬来就没丢过东西。她留在花店过夜，不是因为怕小偷，是因为她不想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公寓里，一个人面对四面墙和一张双人床。那个公寓她租了快两年，但真正住在那里的时间可能还不到半年。大部分时候，她都睡在花店后面的小屋里，沙发不大，躺一个人刚好，翻身都不行，但她习惯了，或者说，她让自己习惯了。他有时候会想，她是不是在惩罚自己——用不舒服的床，用不规律的作息，用没完没了的工作，来惩罚自己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但总觉得做错了很多事的那种愧疚感。
门关得严实。玻璃门从里面锁上了，他看见那道金属插销横在门框上，银白色的，在灯光下闪了一下。风铃静止不动，铜管一根一根垂着，像一排被冻住的雨滴。麻绳系着他昨天打的那个结，位置比原来低了两公分，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是量着打的结——让风铃的高度刚好到他胸口，风吹过的时候铜管不会撞得太厉害，声音会更柔和。她喜欢柔和的声音。她说太响的风铃像有人在吵架，听着心烦。他把风铃调低了以后，自己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确认声音是她喜欢的那种，才走进去。她不知道这件事，就像她不知道很多他默默做的事情——比如他每次来花店都会顺手把门口那几盆绣球花浇了，比如他会在她午睡的时候把手机调成静音，比如他会在她不在的时候把账本上的错误一个一个改过来。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不觉得是在付出，只是觉得应该做，做了心里舒服。但舒服归舒服，她不知道的事，就等于没发生过。
他记得昨晚自己走时，门没关紧。不是故意的，是走得太急了。他推门出去的时候，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看见她把相框转过去了。那个相框在她床头柜上放了快两年，里面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她从来没转过它。但昨晚她转了。他站在卧室门口，透过半开的门看见那个相框背面朝外，银色的金属背面在台灯下反射着冷冷的光。他当时脑子里嗡了一下，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他知道那个动作意味着什么——不是放下了前夫，而是放下了对“有人会回来”这个念头的期待。她转过相框的那一刻，她心里的某扇门也关上了。而那扇门，他一直以为是为他留着的。他站在门口，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几乎是逃出去的。他怕自己再多待一秒，就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比如跪下来，比如哭出来，比如抱着她说“别关那扇门，我还在外面”。但他什么都没做。他走了，门没关紧，风铃在他身后晃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像叹息一样的声音。
这个细节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像手术前反复核对器械清单那样清晰。他记得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音、每一种气味。他甚至记得自己走的时候，鞋底踩在门槛上发出的那声闷响——咚，像一颗心脏沉到了胃里。他把这个细节翻来覆去地想，想找出一个理由告诉自己事情还有转机，还有希望，还有可能。但他找不到。他只知道她转了相框，而他走了。两个动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在他心里，它们像两块磁铁一样紧紧吸在一起，分不开。
他深吸一口气，穿过马路。
路面还有点滑，他的皮鞋踩在湿漉漉的柏油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像踩在雪地上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但更闷。梧桐树的叶子被雨打落了几片，贴在路面上，像一块块褐色的补丁。他经过那个永远停在那里的银色面包车，面包车的挡风玻璃上积了一层灰，有人用手指在灰上画了一个笑脸，歪歪扭扭的，眼睛一大一小，嘴巴咧到耳根。他看着那个笑脸，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他经过垃圾箱，垃圾箱的盖子没盖严，露出一个黑色塑料袋的角，袋子里有西瓜皮的味道，甜腻腻的，混着酸臭，让人反胃。他加快脚步，走到花店门口。
门关着。玻璃门上映出他自己的影子——白大褂，深色裤子，头发有点乱，眼睛手在抖，又把手放下来。他看着门上那块“休息”牌，牌子是木质的，手写的，她的字，“休息”两个字写得圆圆润润，像两颗饱满的汤圆。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两秒，然后伸手推了一下门。门没动。插销锁着，玻璃纹丝不动，只有门框上的风铃被震动了一下，铜管轻轻碰了一下，发出一声极轻极短的“叮”，像一根针掉在地上。
他退后一步，把手插进兜里，摸到一样东西。是一瓶柠檬茶，他在医院门口的便利店买的，冰镇的，从冷柜里拿出来的时候瓶壁上还凝着一层水珠。他把它握在手里，瓶壁上的水珠沾湿了他的掌心，凉丝丝的。柠檬茶是她常喝的那个牌子，维他，纸盒装的她嫌不够冰，一定要瓶装的，而且要冰到瓶壁上起一层白霜才够味。他知道这个，就像他知道她喝奶茶要双倍糖、喝咖啡不加糖、喝热水要放两片柠檬——这些零零碎碎的、没用的、但在某个时刻会变得很重要的小事。
他拧开瓶盖，闻了闻。甜里带酸，柠檬的清香混着红茶的涩，是她喜欢的那种味道。他盖上盖子，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他弯下腰，把柠檬茶放在门槛上，靠门框立着，瓶身微微倾斜，贴着一张便签纸。便签纸是他在护士站顺手拿的，粉红色的，上面印着一朵小花，小花的旁边写着“我来过，等你”四个字。字写得比平时潦草，笔画飞起来了，像是怕写太工整反而显得刻意，像是在故意用潦草来掩盖什么——也许是紧张，也许是心虚，也许是太在意了反而不敢表现得太在意。他把纸条压在瓶子底下，瓶底压着纸条的一角，纸条的另一角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像一只想飞但飞不起来的蝴蝶。
他直起腰，听见里屋有脚步声。很轻，轻到如果不是他把耳朵竖起来了根本听不见。是拖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啪嗒，啪嗒，间隔很短，像是有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又像是有人走到了某个位置停了一下，又继续走。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放轻了。他知道她在里面。她一定听见了风铃的声音，一定知道门口有人。但她没有出来，没有拉开门帘看一眼，没有问一句“谁呀”。她只是继续走，继续做她的事，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或者，她听见了，但她不想出来。这两个可能，哪一个都让他难受。如果她没听见，说明她不在意门口的风铃了——那个她曾经说“听着像有人在敲门，提醒我别忘了开门”的风铃。如果她听见了但不想出来，说明她不想见他。两种可能，都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他没敲门，也没喊她名字。他知道喊了也没用，她不会应。她不是那种会隔着门跟你吵架的人，她是那种会安静地把门关上、安静地走开、安静地让你一个人站在门外、安静到你以为她根本不在里面的人。但她在。他知道她在。他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就像你能感觉到隔壁房间有人，即使没有声音，空气里也有一种微妙的、说不清的“在场”的感觉。那种感觉像磁场，看不见摸不着，但你站在门口的时候，头发会竖起来，皮肤会发紧，呼吸会不自觉地放轻。
他放慢动作，把门带上。不是用力关上的那种带，是轻轻地、慢慢地拉过来，让门框和门板之间的缝隙一点点缩小，直到插销碰到锁扣，发出一声极轻的咔哒。然后他松手，门自己合上了，风铃又响了一次。这次声音比刚才长一点，铜管碰撞了两三下，叮叮当当，像一串零碎的音符，断断续续的，不成调子。
他站在门外，没走。
他转过身，背靠着门，慢慢蹲下来，最后坐在了台阶上。台阶是水泥砌的，凉，隔着一层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从屁股一直传到脊椎。门前的台阶有三阶，他坐在最上面那一阶，膝盖曲起来，手肘撑在膝盖上，手掌托着下巴。他的白大褂下摆拖在台阶上，沾了灰，他没管。他的皮鞋鞋尖对着马路，鞋面上有几滴水珠，是刚才走过湿路面时溅上去的，在晨光里闪着微光。
他掏出手机，打开聊天界面。屏幕亮起来，白光刺得他眼睛眯了一下。他们的对话停留在三天前，最后一条是他发的“忙完找你”，四个字，发出去以后像四个石子丢进深井，连回音都没有。再之前是她回的“嗯”，一个字，短得像一把刀，切断了所有继续往下说的可能。他往上翻，翻过很多页，看见以前的对话——最早的是她问他能不能顺路带盒降压药给李阿姨，语气客客气气的，像在跟一个不太熟的邻居说话。后来慢慢变了，变成提醒他值班室冰箱还有她做的梅子酱，语气里多了一点亲昵，像在分享一个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小秘密。再后来有一条是她发了个表情包，一只橘色的猫歪着头看镜头，圆眼睛，粉鼻子，配文是“你今天笑了三次，我都记着”。他看到这条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但笑不出来。他记得那天他确实笑了三次——一次是早上在花店喝到她泡的新茶，一次是中午收到她发来的猫照片，一次是晚上手术成功后她发来一句“辛苦了”。三次，她都记着。她记着这些小事，就像他记着她的每一个习惯一样。但记着又怎样呢？记得再清楚，说不出口的话还是说不出口，做不到的事还是做不到。
他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手指悬在转发键上，想把它转存到备忘录里，怕哪天不小心删了。但他终究没点下去。因为点下去的动作太像一个告别仪式——把珍贵的东西备份好，然后就可以放心地删掉原版了。他不想删。他想留着，留着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留着提醒自己有一个女人曾经在意他今天笑了几次。
他想打个电话。拇指在“岑晚秋”三个字上停了很久，屏幕上的拨号键是绿色的，圆圆的，像一颗随时可以按下去的按钮。但他没按。他怕她不接。不接比接了说“喂”更可怕——不接意味着她在故意不接，意味着她在用沉默告诉他“我不想跟你说话”。而接了说“喂”，至少还说明她愿意听，哪怕听完就挂。他怕她不接，更怕她接了以后两个人都沉默，电话里只有呼吸声，像两个隔着厚玻璃的人，看得见对方，听不见对方，急得想砸玻璃但手边什么都没有。
他删掉拨号界面，转而打开备忘录。备忘录里存了很多东西——手术记录、值班表、药品清单，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写到一半就删了的草稿。他新建一条，打了一行字：“我不是不想见你，是怕见了你，我就更不想应付那些安排。”打完了，看了一遍，觉得矫情，又删了。又打一行：“我妈明天到，我得去接她。等我把这事处理好了，我再来找你。”看了一遍，觉得像是在找借口，又删了。又打一行：“我想你。”两个字，简洁，直接，像一把刀，捅进去就拔不出来了。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五秒钟，手指悬在“发送”键上，悬了很久，最后还是一格一格地删掉了。一个字一个字地消失，像退潮时沙滩上的字迹被海水一点点抹平。最后屏幕上什么都没有了，光标在空白页的左上角一闪一闪的，像一个等不到答案的问号。
他合上手机，把它扣在膝盖上。手机壳是透明的，里面夹着一张医院的工牌，工牌上印着他的照片和名字。他看着那张照片，觉得照片里的人很陌生——头发比现在短，眼神比现在亮，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那时候他刚来江城不久，觉得一切都有可能，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真诚，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现在他不这么想了。现在他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靠努力就能得到的，比如一个人的心；有些东西不是靠真诚就能留住的，比如一个人的信任。你可以在手术台上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但你在感情里连一句“我爱你”都说不利索。
他抬头看了眼天。云层很厚，灰白色的，像一块巨大的脏棉花，把整个天空都盖住了。太阳躲在云层后面，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光晕，像一盏蒙了纱的灯。月亮更看不见了，藏得好好的，像一个不想被人发现的人。风从巷口吹过来，湿漉漉的，带着雨后泥土的腥味和远处餐馆飘来的油烟味。吹得他白大褂的领子翻起来，拍打在他的脖子上，凉飕飕的，像有人在背后轻轻拍他的肩膀。
街对面早餐铺子收了摊。卷帘门哗啦啦拉下来一半，露出里面黑乎乎的灶台和几张倒扣在桌上的塑料凳子。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围裙还没解，正蹲在门口刷锅。锅很大，铁质的，锅底糊了一层黑乎乎的油垢，他用钢丝球使劲地蹭，蹭得锅身咣咣响。他刷了一会儿，抬头看见齐砚舟坐在花店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朝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齐砚舟也点了点头，没说话。老板又低下头继续刷锅，刷了几下，忽然停下来，从围裙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被风吹散了。他看着齐砚舟，用一种过来人的、什么都懂但什么都不说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然后把烟叼在嘴里，继续刷锅。那个眼神让齐砚舟有点不舒服，因为它太懂了，懂到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看穿了把戏的小孩子。
他站起身。蹲坐太久，腿有点麻，膝盖骨发出咔哒一声脆响。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裤子的膝盖部位湿了两块，是台阶上的水渗进来的，深色的布料上洇出两个圆形的深色印记，像两只眼睛。他低头看了看，把白大褂的下摆往下拉了拉，试图遮住那两块湿痕，但遮不住。他没再管，转身离开。
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花店。门还关着，灯还亮着，风铃还挂着。一切和他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来过，就好像那瓶柠檬茶从来没有放在门槛上，就好像那张粉红色的便签纸从来没有被风吹起过。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他知道她会看见它们。他知道她会站在门后面，透过玻璃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的白大褂在晨风中鼓起来，看着他的头发被风吹乱，看着他的步伐从从容变得犹豫，从犹豫变得沉重，最后消失在街角。他知道她会看，但他不知道她看的时候眼睛里是什么样的表情。是难过？是失望？是心疼？还是什么都不剩，只剩一片空白？
他不知道。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以前他觉得自己很了解她，了解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种语气、每一个小动作。但现在他发现，那些了解都停留在表面。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不知道她在门后面做什么，不知道她有没有哭，不知道她有没有把那瓶柠檬茶扔掉，不知道她有没有看那张纸条，不知道她把纸条看了几遍，不知道她看完以后是叹了口气还是冷笑了一声。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多到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脚下是万丈深渊，面前是一团浓雾，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
他走到公交站，站牌下站了几个人，都在等车。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背着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毛绒兔子，兔子耳朵一颠一颠的。一个提菜篮子的老太太，篮子里装着一把芹菜和两根葱，葱叶子从篮子的缝隙里伸出来，像绿色的手指。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领带系得松松垮垮，手里拿着一杯豆浆，喝一口，看一眼手表，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站在他们中间，像一滴水掉进了海里，被淹没了，消失得无声无息。没人注意到他，没人关心他为什么大清早坐在花店门口，没人知道他的白大褂不重要的，随时可以被替代的。
公交车来了，是那种老式的柴油车，发动机轰隆隆地响，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呛得人直咳嗽。他上了车，刷卡，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窗上有一层薄雾，他用袖子擦了一下，擦出一小块透明的区域，透过它看见外面的街道在倒退——早餐铺子、理发店、五金店、水果摊、花店。花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小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里。他盯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直到公交车拐了个弯，花店彻底从视野里消失，他才转过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耳边是公交车的报站声、乘客的交谈声、硬币投进钱箱的叮当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模糊的、嗡嗡的背景噪音，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调不到清楚的频道。他在那种噪音里待了很久，久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为什么在这里。他只是坐着，随着车身的晃动而晃动，像一个没有方向的漂流瓶，被海浪推到哪里算哪里。
第二天下午四点。这个时间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下午有一台手术，两点半开始，预计三点四十分结束，但实际上做了快两个小时，因为术中发现粘连比预想的严重，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他下了手术台，洗手，脱掉手术衣，换上白大褂，连口水都没喝，就往外走。护士小周在后面喊：“齐医生，晚上的交班你不参加了？”他头也没回，摆了摆手，说：“帮我顶一下。”小周还想说什么，他已经走出了科室大门。
他几乎是跑着下楼的。楼梯间里回荡着他急促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像打鼓。他从侧门出去，穿过停车场，经过急诊大楼，绕过门诊部，走到医院大门口。他站在街角，喘着气，看了一眼对面——花店的门关着，但这次不是普通地关着，而是挂着“休息”牌，牌子挂在外面的门把手上，白底黑字，在午后的阳光下白得刺眼。
他穿过马路，走到花店门口。玻璃门从里面锁着，插销横着，和昨天一样。但今天多了一块“休息”牌，像是某种宣告，某种态度——不是“我今天出门了所以关门”，而是“我不想营业，所以关门”。他贴着门缝往里看，玻璃门上有一层薄灰，透过灰蒙蒙的玻璃，他看见花店里面——操作台上放着几枝还没整理完的花，花茎已经有些蔫了，花瓣边缘卷起来，发黄，像是被遗弃了很久。水桶里的水还没换，水面浮着一层细小的灰尘和碎叶，像一面被污染了的镜子。货架上的花也显得没精神，玫瑰低垂着头，百合的花苞紧闭着，康乃馨的花瓣皱巴巴的，像老人的皮肤。整个花店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人打理了，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种衰败的气息，连花香都变得寡淡，被灰尘和寂静覆盖了。
然后他看见了她。
她背对着门，站在货架前面，正在整理什么东西。动作不急不慢，甚至可以说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个慢动作回放。她拿起一盆花，看了看，放回去；又拿起另一盆，换了个位置，又放回去。她的动作很轻，很小心，像是在做一件不需要着急的事情，又像是在用这些事情填满时间，让自己不去想别的事情。她的头发用一根皮筋随意地扎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边，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棉麻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臂。她的背影看起来很安静，很平和，像一个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人。但他知道，平静的水面下往往藏着最深的漩涡。
他敲了两下玻璃。笃笃。声音不大，但在这个安静的午后，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他甚至能听见自己的指节敲在玻璃上发出的那种脆响，像骨头碰骨头。
她的动作停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快到他几乎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她的手悬在半空中，指尖离花盆的边缘大概只有一厘米，就那么停着，像一尊突然被定格的雕塑。然后她继续整理，动作没有任何变化，节奏没有任何改变，就好像她什么都没听见。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他看见了。从门缝里，隔着三米的距离，他看见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像寒风中的树枝。
他没走。他站在门外，手插在兜里，看着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走，也许是因为不甘心，也许是因为不舍得，也许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他不想回医院，不想回宿舍，不想回那个空荡荡的公寓。他只想待在这里，待在这个有她的地方，哪怕隔着一扇门，哪怕她不肯见他，哪怕她假装他不存在。只要能看见她的背影，能感觉到她的存在，他就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虽然那根木头救不了他的命，但至少能让他多撑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