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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砚舟和岑晚秋还坐在花坊门前的小木凳上，手牵着手，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叠在一起。夜色已经彻底落下来了，但这条巷子还没睡。远处有电视机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像隔着一层棉花在放。有人在炒菜，铁锅和铲子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短促，带着一股青椒炒肉的香味飘过来，混在夜风里，钻进人的鼻子里。花坊门口那盆薄荷在晚风里轻轻晃动，叶子沙沙响，像一群在窃窃私语的小孩子。他刚想开口说点什么，裤兜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震动的频率很快，嗡嗡嗡，像一只被困在口袋里的、急着要出来的蜜蜂。他皱了皱眉，不是烦，是一种“这个点了谁会打电话”的、轻微的、带着一点好奇的疑惑。他松开她的手，把手伸进兜里，掏出手机。屏幕亮着，白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屏幕上显示着“妈”两个字，点四十七分。这个点，母亲一般已经睡了。她手术后睡眠不好，医生开了助眠药，她每天晚上九点准时吃，九点半上床，十点前肯定睡着。今天她没睡，还在打电话，说明她有心事，有非说不可的话，有等不到明天再说的事。
“接吧。”岑晚秋轻声说，没松手。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几乎没有声音。但她握着他的手没有松开，手指反而微微收紧了一点，像是在说“我在这儿，你说吧”。她的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落在那两个字的备注上——“妈”。她看了零点几秒，然后移开目光，低下头，看着他们握在一起的手。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一潭没有风的水。但她的睫毛在微微颤抖，像蝴蝶扇动翅膀。她知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不是“早点睡”，不是“别忘了吃药”，不是那些每天都会说的、例行公事的、没有太多内容的问候。这个时间点的电话，一定有内容，一定有重量，一定是要说一件她等不到明天再说的事。而那件事，大概率和他们有关。
齐砚舟点点头，把手机贴到耳边。他的动作很慢，像一个在做什么重要决定的人，又像一个在做深呼吸准备的人。他把手机举到耳边，拇指在手机壳上蹭了一下，蹭掉了一点灰。他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低到像怕惊动什么：“妈，还没睡？”他的声音里有心疼，有担心，有一种“您怎么还不睡”的、带着一点责备的、又带着一点撒娇的复杂味道。他知道她需要睡眠，知道她的心脏需要休息，知道她不应该在晚上九点四十七分还拿着手机打电话。但他也知道，她打这个电话，不是因为不困，是因为有话说。那些话憋在心里，不说不舒服，不说睡不着。所以他接了，用“还没睡”而不是“怎么还不睡”。前者是关心，后者是质问。他选择了关心。
“刚吃完降压药。”齐母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语气和缓，不是那种刚睡醒的沙哑，也不是那种兴奋的高亢，而是一种平和的、像在聊家常的、不急不慢的调子。但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一种藏不住的、像水面下的暗流一样的东西。那东西不是愤怒，不是焦虑，是一种“我想了很久了，今天必须说”的、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决心。“我瞅着新闻里一对小年轻办婚礼，新娘穿白纱，新郎抱着她跨门槛，我就想起你俩了。”她说“你俩”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我已经把你们当成一对儿了”的认定，也有那种“你们什么时候也让我看看”的期待。她说的新闻，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她编出来的借口。但不管真假，她想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我在想你们的婚礼，我在想你们什么时候办，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能看见我的儿子抱着他的新娘跨过门槛。这个画面，在她脑子里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今天，她决定说出来。
齐砚舟没吭声，只是转头看了眼身旁的岑晚秋。他的目光很轻，轻到像一片羽毛落在她脸上。他看她的时候，她正低着头，右手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发簪尾端。银簪的尾端是尖的，但她摩挲的动作很轻，轻到不会扎破手指。她只是在找一种触感，一种熟悉的、能让她安心的触感。她的旗袍领口的盘扣在灯光下泛着微光，是一朵小小的梅花形状，和她簪头上的那朵一样。她穿着一双布鞋，藏青色的，鞋面上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是她自己绣的，针脚不算细密，但很整齐。她的脚踝很细，旗袍的开衩不高，只到膝盖下方，坐下来的时偶尔露出一截小腿，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他看着她的侧脸，看着她低垂的睫毛，看着她微微抿着的嘴唇，看着她鼻尖那颗极小的痣。他看着这些，心里有什么东西软了一下，像一块冰在阳光下慢慢融化。他想，母亲说得对，是时候了。不是被催的，不是被逼的，是他也觉得，是时候了。
“你们既然定了，就别拖了。”齐母继续说，声音比刚才高了一点，带着一种“我这不是商量，是建议”的、又不想显得太强势的、矛盾的、复杂的味道。“趁我还走得动，想抱孙子呢。”她说“想抱孙子”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这是我的愿望”的坦诚，也有那种“你们得帮我实现”的期待。她的声音有一点颤，不是害怕的颤，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心脏的、酸酸的、涨涨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发芽的颤。“隔壁王姨家闺女昨天刚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去看了一眼，脸蛋红扑扑的，可爱得很。”她说“可爱得很”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我好羡慕”的、不加掩饰的、像一个孩子看见别人手里的糖一样的、直白的、可爱的渴望。她去看王姨家闺女的孩子，不是因为她喜欢小孩——虽然她确实喜欢——而是因为她想提前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当奶奶是什么感觉。她把那个婴儿抱在怀里，小小的，软软的，热乎乎的，像一团有生命的、会呼吸的、会哭会笑的棉花。她抱了几分钟，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填满了，又有什么东西被掏空了。填满的是那一刻的满足，掏空的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自己的孙子”的、那个永远填不满的、像一口深井一样的渴望。
齐砚舟笑了笑。那个笑很浅，浅到只有嘴角弯了一下，但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在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他笑不是因为觉得好笑，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母亲的话太直接了，直接到像一把刀，切开了所有客套和迂回，露出了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什么时候让我当奶奶？这些问题，他不是没想过，但没想过这么快就要面对。他们今天才公开，才牵着手走在阳光下，才收到第一声“恭喜”。他以为接下来会是慢慢来的、不急不躁的、像溪水一样缓缓流淌的日子。但母亲不给他慢慢来的机会。母亲像一条汇入溪流的急流，一下子把水面搅浑了，把节奏打乱了，把“慢慢来”变成了“赶紧的”。
“妈，您这催得也太急了，我们才刚公开。”他说。他的声音里有笑意，有那种“您也太着急了”的无奈，也有那种“我知道您是关心我们”的体谅。他说“才刚公开”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正式在一起”的郑重，也有那种“您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的请求。他请求的不是时间，是喘息的空间。他需要时间从“公开”走到“结婚”，从“公开”走到“生子”，从“公开”走到“当父亲”。这些路，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步一步走的。他不想跑，他想走，慢慢地、稳稳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他想享受这个过程，想在每一个阶段都停下来，看一看，感受一下，记住那些细节——阳光的温度，风的方向，她笑起来的弧度。他不想跳过这些，不想被“催”着从一个阶段跳到下一个阶段，像一个被推着走的、没有自主权的、只能服从的人。
“公开了还不抓紧？”齐母声音抬高了一点。那一点不高，但足够让他听出她的急切。她的声音里有那种“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的、过来人的、带着一点教训口吻的、又带着一点心疼的复杂味道。“你都二十八了，她也不小了。两个人处得好，就该把事办了。我又不是逼你们明天就领证，但总得有个准话吧？”她说“准话”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我要的不是承诺，是方向”的务实，也有那种“我不是在逼你们，我是在帮你们”的自我解释。她知道她急了，知道她催了，知道她可能让他们不舒服了。但她忍不住。她这辈子就是这样，想到了就要说，等不了，忍不了，藏不住。她不是不体谅他们，她只是太想看见那一天了。她怕自己等不到，怕自己的身体撑不到，怕那个她期待了无数遍的画面——儿子穿着白衬衫，儿媳妇穿着旗袍，他们在花坊门口，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交换戒指，喝交杯酒，喊她一声“妈”——会变成永远实现不了的遗憾。她不想有遗憾，所以她催。她催，不是因为她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她不信任时间。时间太狠了，它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偷走你的健康，偷走你的记忆，偷走你爱的人。她不想让时间偷走这个。她想在时间动手之前，把这件事办了。
他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他听见电话那头母亲的呼吸声，比她平时重一些，急一些，像一个人在爬楼梯。他还听见电视的声音，很小，模糊的，像是在放什么连续剧。他还听见窗外的虫鸣，秋天的虫子，叫声断断续续的，像一把生锈的、拉不动的、只会发出吱吱声的小提琴。他的目光落在岑晚秋脸上。她没抬头，但耳尖微微动了一下。那一点动静很小，小到像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但他看见了。他看见她的耳尖红了，红得像一颗被谁不小心洒在雪地上的、快要融化了的红豆。他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像一根被拨动的琴弦，发出一个低沉的、持续了很久的音。那个音在说——她听见了，她听见母亲说的每一个字，她也在想，也在等，也在期待那个“准话”。
“行，妈。”他终于说。声音不高，但很稳，稳到像在做一台手术时说的“开始吧”。他的声音里有那种“我知道了”的确认，也有那种“我会处理”的承诺。“我们知道，会好好商量。”他说“好好商量”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两个人的事”的尊重，也有那种“您放心，我不会敷衍”的保证。他没有说“我们会尽快”，没有说“您别急”，没有说那些听起来像承诺但其实什么都不是的、模棱两可的、用来应付的话。他说“会好好商量”，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件事，会把它放在日程里，会讨论，会计划，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不会遥遥无期。您放心。
“那就好。”齐母语气软下来，像一块被烤了很久的、终于变软了的、可以揉捏的糖。她的声音里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有那种“我终于说出来了”的轻松，也有那种“你们答应了我就放心了”的踏实。“我不图别的，就想看着你们成个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早点抱上孩子，我也能多享几年福。”她说“多享几年福”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我知道自己身体不好”的清醒，也有那种“所以你们要抓紧”的、藏在温柔里的、不说的催促。她说的“福”，不是钱，不是房子，不是车子。是看着他们结婚，看着他们生子，看着他们的孩子在花坊门口跑来跑去，看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安安稳稳的。这就是她想要的福。她这辈子，吃过苦，受过累，熬过夜，流过泪。她不想这些了。她只想要一个安稳的、温暖的、有笑声的晚年。而那个晚年，需要他们来给。
“嗯，您早点休息。”齐砚舟说。他的声音很低，很温柔，像一个在哄孩子的父亲。他说“早点休息”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您今天辛苦了”的体贴，也有那种“我们明天再说”的、把话题暂时搁置的、不想在电话里把所有事情都说完的、留一点余地的含蓄。他知道，有些话，不能在电话里说。有些决定，不能在电话里做。有些承诺，不能在电话里给。他需要面对面，需要看着她，需要握着她的手，需要在她的眼神里确认“我愿意”。这些，电话给不了。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回口袋。他的动作很慢，像一个在放一件易碎的、珍贵的、不能磕碰的东西。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停了一下，感受着那个小小的、长方形的、冰凉的金属物体的存在。它刚刚传递了母亲的声音，母亲的情绪，母亲的期待。它像一个信使，把那些看不见的、但真实存在的、像电流一样的东西，从城市的另一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现在，任务完成了。它安静地躺在他的口袋里，像一个睡着了的、不需要再工作的、终于可以休息的小东西。
两人谁都没说话。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是那些话太多了，太满了，太沉了，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巷子里有自行车铃铛声由远及近，又慢慢消失。那个声音很清脆，很短，像一个在说“我来了”又像在说“我走了”的、匆匆忙忙的、不知疲倦的、永远在路上的旅人。一盏路灯闪了两下，像是电压不稳，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干扰。那两下闪烁很快，快到像一个人眨了两下眼睛。然后它稳住了，光从暖黄色变成了冷白色，又从冷白色变回了暖黄色。它像是在犹豫，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颜色。最后它选择了暖黄，因为它知道，这条巷子，这个花坊，这两个人，喜欢暖黄。暖黄是温暖的，是安心的，是像家一样的颜色。
“她说得也没错。”岑晚秋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她的目光落在地上，落在他们交叠的影子上，落在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像两根永远不会分开的线一样的地面上。“我们是该想想以后了。”她说“以后”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以前我不敢想”的犹豫，也有那种“现在我想了”的勇敢。以前她不敢想以后。以后对她来说，是一个太遥远、太模糊、太不确定的概念。她不知道以后会在哪里，会和谁在一起，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她只知道今天，只知道花店，只知道那些花和那些账。以后，是别人的事，不是她的。但现在，以后变成了她的。不是因为她想要，是因为他给了。他给了她一个“以后”，一个具体的、有形状的、有温度的、像一块可以握在手心里的石头一样的“以后”。那个“以后”里有他，有她，有花坊，有母亲，有风铃，有奶糖，有每一个早晨的葱油拌面，有每一个夜晚的牵手散步。那个“以后”，她想。
齐砚舟侧身看她。他的身体微微转过来，面对着她，肩膀朝向她的方向，像一个在等答案的人，又像一个在确认什么的人。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落在她的眉眼间，落在她微微抿着的嘴唇上。“你想吗？”他问。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一颗一颗落在盘子里的珍珠。他的声音里有期待，有紧张，有一种“如果她说不想我该怎么办”的、藏在平静怕。怕她犹豫，怕她退缩，怕她在最后一刻说“再等等”。他等不了了。不是因为他急，是因为他已经等了太久了。从第一次在花店看见她，从第一次喝到她泡的茶，从第一次牵她的手，从第一次在她家沙发上睡着，从第一次在天台说“我陪你”。他一直在等，等她准备好，等她自己走过来，等她说“我愿意”。他不想再等了，但他愿意再等一次。只要她说“想”，他就等。等她准备好，等她说“就是现在”，等她说“我愿意”。
她抬眼看他，眼神有点晃。那晃不是害怕，不是犹豫，而是一种“我在确认这是不是真的”的、不敢相信的、像在做梦一样的、需要反复验证的晃。她的瞳孔微微放大，睫毛在微微颤抖，像蝴蝶扇动翅膀。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在看他的眼睛，看那双深褐色的、在路灯下显得很浅的、像一杯被冲淡了的茶一样的眼睛。她在找一样东西——真诚。她找到了。他的眼睛里没有敷衍，没有应付，没有“我是在应付我妈”的无奈。他的眼睛里有认真，有郑重，有一种“我不是在开玩笑”的严肃。她看了两秒，也许三秒。那两三秒里，她在做一个决定——要不要把她的“以后”交给他。她做了。过了几秒，她点了点头。那个点头很慢，很轻，但很确定。像一颗种子终于找到了土壤，决定在那里生根。像一条河流终于找到了大海，决定在那里停留。像一个走了很久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家，决定不再走了。
“如果……是你的话。”她说。她的声音有一点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心脏的、酸酸的、涨涨的、像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发芽的抖。她说“是你的话”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换了别人不行”的认定，也有那种“只有你可以”的信任。她不是想结婚，她是想和他结婚。这两者之间，隔着一万句“我愿意”。她以前不相信婚姻，不相信承诺，不相信“一辈子”。她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见过太多的背叛和伤害，见过太多的“我爱你”变成“我恨你”。她以为婚姻是一场赌博，赌注是一辈子，赢的概率很小，输的概率很大。她不想赌。但如果是和他，她愿意赌一次。不是因为胜算变大了，是因为输了也不后悔。和他一起输，比和别人一起赢，更值得。
他笑了。那个笑不是他平时那种克制的、浅浅的、像在说“我很好”的笑，而是一种真正的、从心底里涌上来的、忍不住的、像孩子一样的笑。他笑的时候，眼睛弯了，嘴角翘了，连眉毛都往上扬了。他笑的样子，不像一个外科医生，不像一个二十八岁的、见惯了生死的、冷静克制的成年人，而像一个偷吃了糖的、被发现了但不在乎的、因为糖太甜了所以值得被发现的、快乐的小孩子。他眼角的泪痣在灯下显得格外清晰，像一颗小小的、会发光的、永远不会陨落的星星。他笑，是因为她说“如果是你的话”。这句话，比他听过的任何情话都动听。因为情话可以是假的，可以是即兴的，可以是一时冲动的。但这句话不是。这句话是她想了很久的，是她确认了很多遍的，是她放在心里反复掂量过重量的。这句话，等于“我愿意”。
他站起身，顺手把她也拉了起来。他的动作很快，很轻，像在拉一个他怕会飞走的人。他的手指扣着她的手指，掌心贴着她的掌心，用力但不疼，坚定但不粗暴。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然后伸直，像一个弹簧被释放。她跟着他站起来，身体晃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她站在他面前，离他很近，近到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消毒水的、洗衣液的、一点点汗味的。那个味道她熟悉，熟悉到一闻就能安心。
“进去说？外头风有点凉。”他说。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说一个只有她能听见的秘密。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落在她被风吹乱的那缕碎发上，落在她微微泛红的鼻尖上。他伸手，把那缕碎发别到她的耳后，指腹擦过她的耳廓，她的耳垂，那枚玫瑰金的耳钉。他的动作很轻，很慢，像一个在做一个精细手术的人，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温柔。
她嗯了一声，跟着他推开店门。她推门的动作很轻，轻到像怕惊扰了什么——也许是怕惊扰了店里的花，也许是怕惊扰了隔壁的邻居，也许是怕惊扰了这份从傍晚延续到现在的、温暖的、像阳光一样的、让人不敢用力呼吸的平静。风铃被门推开的气流带了一下，铜管碰撞，发出几声零碎的、清脆的、像在说“欢迎回来”的声音。叮叮当当，像一首短短的、没有歌词的、但听了就让人心情变好的歌。她走进去，他跟在后面。他顺手打开客厅的灯，开关在门口的墙上，他按了一下，啪，暖黄色的光线一下子洒满了整个房间。光从天花板的吸顶灯涌出来，铺在地板上，铺在沙发上，铺在茶几上，铺在墙上那幅褪色的年画上。整个房间被光照得亮堂堂的，像一个被点亮的、温暖的、会发光的盒子。
岑晚秋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外套是深蓝色的冲锋衣，是他的，她穿着回来的。她把外套从肩上取下来，抖了抖，挂在衣架上。衣架是铁的，白色的，挂上去的时候发出极轻的金属声。她的动作很自然，自然到像她每天都会做这件事。事实上她每天都会做——他来了，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她走了，穿上外套，从衣架上取下来。这件外套，在这几个月里，不知道被她挂上去又取下来多少次了。它像一个沉默的、但存在的、见证一切的、不会说话的信物。她转身去了厨房。水壶在灶台上，银色的，不锈钢的，壶身上有一道浅浅的凹痕，是某次不小心磕的。她拿起水壶，拧开盖子，接了一壶水。水龙头哗哗地响，水流冲进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她接了大半壶，关上水龙头，把水壶放回灶台上，按下开关。开关按下去的时候，发出咔嗒一声，红色的指示灯亮了起来，像一个在说“我开始工作了”的、小小的、发光的眼睛。她站在灶台前，等水烧开。水壶开始加热，底部的水开始冒泡，咕嘟咕嘟，像一个在打呼噜的人。她从柜子里取出两个瓷杯。瓷杯是白色的，杯壁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是他用的那个。她拿出另一个，也是白色的，没有裂纹，是她的。她把两个杯子并排放在灶台上，杯口朝上，杯底朝下，整整齐齐。她从茶叶罐里舀了一勺茶叶，放进茶壶里。茶叶是龙井，他爱喝的那种。她等水烧开，等了一分钟——其实不用等那么久，但她需要那一分钟来整理自己的情绪，来把那些快要涌出来的东西压回去。水烧开了，水壶自动断电，咔嗒一声。她提起水壶，把水倒进茶壶，水流很细，很稳，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开来，像一朵一朵在水中绽放的花。她等了一分钟，让茶叶充分释放，然后把茶汤倒进两个杯子里。茶汤是浅绿色的，清澈的，透亮的，像一块被水洗过的、干净的、没有杂质的玉。她把两个杯子放在托盘上，端到客厅。
齐砚舟站在桌边，拉开抽屉，翻出一张空白便签纸和一支圆珠笔。便签纸是淡黄色的，方形的，边角有点卷。圆珠笔是蓝色的，笔帽上有一个小小的夹子，可以夹在口袋上。他拔出笔帽，把笔帽放在桌上，笔帽滚动了一下，停住了。他把便签纸铺在桌上，用掌心压了压，让它平整。他拿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一秒。他在想，写什么？写“婚礼计划”？太正式了，像在开会。写“我们的未来”？太虚了，像在写诗。他想了一会儿，笔尖在纸上轻轻点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蓝色的圆点。然后他开始写。他的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不像他平时写病历那样潦草。他写的是三个字：“我们的。”三个字，没有主语，没有谓语，没有宾语。但意思很清楚——我们的婚礼，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家。这三个字，像一个标题，像一个封面，像一个装满了所有可能性的、还没有打开的、但已经让人期待的盒子。
她端着茶出来时，看见他在纸上写了那三个字。她走到桌边，把托盘放下，拿起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杯底碰到桌面，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她又拿起另一杯，放在自己面前。她坐下，椅子是木头的，硬邦邦的，她坐下去的时候，身体微微陷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她捧起茶杯，吹了吹，茶面泛起细小的涟漪，热气往上冒，模糊了她的眉眼。她的眼睛在热气后面显得朦朦胧胧的，像一个隔了一层纱的画。她低头看着杯中的茶汤，看着那些在热水中沉浮的茶叶，看着自己的倒影——模糊的，看不清表情的，但眼睛是亮的。她看了几秒，然后放下杯子，伸手拿过那张便签纸，放在自己面前。她拿起笔，在“我们的”，每一笔都轻轻的，像怕吵醒什么。四个字，不大，但很清楚。她想说的是——我不要盛大的婚礼，不要很多人的祝福，不要昂贵的戒指，不要复杂的仪式。我只要你，要花坊，要几个真心祝福我们的朋友，要一顿饭，要一张照片。要简单，要干净，要真实。要像我们的日子一样，不吵不闹，不急不慢，安安稳稳的。
他看着那四个字，笑了。那个笑很浅，但很真，像一杯放了太久、已经不烫嘴但还温着的茶。他拿起笔，在“简单一点”在花坊门口搭个棚子，请几个熟人吃顿饭。”他写“不请司仪”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因为他想起母亲说过“婚礼不能没有司仪，不然太冷清了”。但他知道，岑晚秋不喜欢司仪。她觉得司仪太吵了，太闹了，太像一个在表演的人。她想要安静，想要自然，想要不被打扰的、只属于他们的时刻。他尊重她的想法。他写“不搞车队”的时候，嘴角翘了一下，因为他想起自己根本没有车队。他的车是一辆银灰色的SUV，不太新，但很干净。他不需要车队，不需要十几辆黑色的轿车排成一排，在街上招摇过市。他只需要一辆车，载着她，从花坊到民政局，从民政局到花坊。够了。他写“就在花坊门口搭个棚子”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像一盏灯。花坊门口，那条他们坐了无数次的台阶，那扇他们听了无数遍的风铃，那盆他们一起浇过水的薄荷。那里，是他们开始的地方。也应该，是他们正式成为家人的地方。
她点点头。那个点头很轻，但她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在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她的手指轻轻抚过纸上的字迹，从“简单”滑到“搭个棚子”，从“搭个棚子”滑到“请几个熟人”。她的手指在他的字迹上停了一下，感受着笔尖在纸面上留下的、微微凹陷的、像盲文一样的痕迹。那些痕迹，是他的手写下的，是他的心说出的。她用手指读着它们，像一个盲人在读一封情书。
“林夏和小雨肯定乐意帮忙。”他又提笔写了一句。他写“林夏”的时候，想起她今天在走廊里跳起来的样子，想起她笔记本上那行“重大医学发现日”，想起她说“我宣布”时那种庄严又滑稽的语气。他写“小雨”的时候，想起她塞过来的那两颗棒棒糖，想起她转圈时鼓起来的白大褂，想起她说“一个救命，一个治愈人心”时那种真诚到让人想哭的表情。她们会帮忙的。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帮忙，是因为她们想参与。想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想在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一个小小的、但不会消失的印记。
“要不要穿旗袍？你穿这个最好看。”他又写。他写“你穿这个最好看”的时候，笔尖在“最好看”三个字很多衣服——棉麻衬衫、素色裙子、旧T恤、围裙。但最好看的，还是旗袍。墨绿色的，银线的，绸缎的，贴身的，把她的身材勾勒得恰到好处的，像一幅会动的、有呼吸的、有温度的画。他希望在婚礼那天，她穿着旗袍，站在花坊门口，站在阳光下，站在他面前。他希望那个画面，永远刻在他的记忆里，像一张永远不会褪色的、不需要冲洗的、存在于脑海中的照片。
她抿了口茶，嘴角微微翘起。那个翘很轻，轻到像一朵花在清晨慢慢绽开，先是一个花苞，然后是一片花瓣，然后是两片、三片、四片，最后整朵花都开了。她的眼睛弯了，左脸的梨涡浅浅一现，像一个在水面上出现了一下又消失了的涟漪。“你穿白衬衫就行，别打领带，太拘着。”她说。她说“太拘着”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我不喜欢你被束缚”的心疼，也有那种“我喜欢你随意的样子”的偏爱。她见过他穿白大褂的样子——冷静的，专业的，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她也见过他穿便装的样子——随意的，懒散的，像一个没睡醒的人。她更喜欢后者。因为后者更真实，更靠近，更像那个会在她面前笑出泪痣、会在她面前红耳朵、会在她面前说“矫情了”然后自己先笑了的人。她不想让一条领带，把那个他藏起来。
“听你的。”他爽快答应，又在纸上添了一行，“菜单让妈定，她爱张罗这个。”他写“菜单”的时候，想起母亲做的葱油拌面，想起她说“盐放多了”然后喝完了一整碗粥，想起她站在灶台前切葱花的样子。母亲喜欢张罗，喜欢安排，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让她定菜单，她会高兴。她会觉得“我还有用”，会觉得“我还是这个家的一部分”，会觉得“我的意见被重视了”。这对她来说，比任何“您辛苦了”都重要。
她看着纸上越写越多的字。从“我们的”到“简单一点”，从“简单一点”到“搭个棚子”，从“搭个棚子”到“穿旗袍”，从“穿旗袍”到“白衬衫”，从“白衬衫”到“菜单”。字越写越多，计划越写越细，那个模糊的、遥远的、像梦一样的“婚礼”，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像一个可以触摸的、可以实现的、可以走到的目的地。她忽然觉得胸口有些发紧。不是疼，是一种涨涨的、满的、像有什么东西在膨胀的、快要溢出来的感觉。她说不清那是什么，也许是感动，也许是幸福，也许是“这一切都是真的”的那种不敢相信。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右手虎口那道浅疤，那道疤已经很久了，颜色从红色变成了白色，从凸起变成了平整，但还在那里，像一个永远抹不掉的印记。她摸着它，像是在确认什么真实的东西——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确认纸上的字是真的，确认他真的坐在她对面，确认他们真的在讨论婚礼。她摸到了那道疤，感觉到了它的粗糙和坚硬。它是真的。他也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怕吗？”他突然问。他的声音不高，但很认真，认真到像一个在问“你准备好了吗”的医生，又像一个在问“你愿意吗”的爱人。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没有闪躲，没有犹豫，没有“我其实也没底”的含糊。他看着她，等着她的回答。